首页 -> 2004年第8期
知识分子和权力
作者：蒋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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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分子毕竟不是“横空出世”的一个阶层，它有一个悠久的历史演化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自然地就被追溯到古代的“士”身上。把“士”作为知识分子的原型，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渊源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共同性。比如对知识的追求，对现实的关注，对自己思想和价值的传播以及进行社会文化批判等等，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在中国古代的“士”身上也都能找到其胚胎或萌芽，但这绝不等于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或实体。通俗一点说，“士”和知识分子就好比父亲和儿子，尽管有相同的血缘，但毕竟是两个人。
就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说，总的情况是，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都和权力或者说官僚阶层发生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如同一对长时间的情人，爱恨交加，难解难分。概括起来说，以这样两种方式最为明显，即要么是对权力的归顺，要么是对权力的批判。大致来说，传统的“士”主要倾向于对权力的归顺，现代知识分子则倾向于对权力的批判，当然也有与权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况，这不占主流，暂且不予考虑。通常认为，“学而优则仕”具有上千年的历史传统，在古代的“士”身上尤其突出，但实际情形又远不是这样的简单。梳理一下古代的“士”和权力相联系的历代演变情况，就会明晓。
中国古代的“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产生于春秋晚期，是介于最低的贵族阶层和庶民中间，而“士”又居于四民之首，《春秋榖梁传》云：“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1〕根据余英时的考证，士民即是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古代的士从产生之初就是一个和农、工、商并列的社会阶层，而我们当前的知识分子则被归入了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现象。
先秦的“士”起初和权力关系相对疏远，因为贵族政治决定了“庶民不议政”的身份，我们应该记得《曹刿论战》中有关“食肉者与焉”的议论。但随着周礼崩坏，贵族陵夷，“士”积极地投身于权力政治。到春秋战国时代，士已经是和权力不可分割了，所以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2〕。谈起中国古代的士，孔子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在他的身上也充分体现出了“士”和权力之间那种张力。孔子选择周游列国，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做君主的门人，一是因为没有明君的赏识，二是因为更他有大的政治理想，其志向不在一邦一国，而在天下，在于道。孔子也明确提出了“士志于道”的主张，孔子所主张的“道”，是一种“仁道”，是针对“礼崩乐坏”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提出的，后来发展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孔子的“道”实则是一种王道，在以“仁、义”为核心提倡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时，也开创了知识分子为社会建立价值体系的传统，这同后世知识分子的职责息息相通。
先秦时期的“士”大多充当君主的门人、食客，或像孔子一样作游士，并且都能够得到君主的礼遇，因此，这时期的“士”和权力的关系比较亲和协调，“士”充当着谋臣的角色，为各类王侯提供治理邦国以及外交的谋略，所以这时候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谋士。而“士”也都择明主而栖，像屈原那样的毕竟不多见。但屈原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士”和权力的不相容的关系，以及“士”的一种独立的价值立场。在权力和价值信仰之间，后者是可以用生命为代价来维护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士”身上，又有一种非常突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德情怀。
从整个历史来看，就读书人和权力的关系来说，先秦时期是读书人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段时间读书人充分享受了言论的自由，很少有因为言论而获罪的先例，“士”参与政治的作用通过他们的畅所欲言得到了充分发挥，流传下来的史章典籍无不充斥着大量的政论言说。“士”在这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孔子，尽管没能侧侍君身，却也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治”，被后人尊为“素王”。其后继者孟子的政治情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难能可贵的是，到他那时已经发展出了素朴的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先秦时期“士”的权力观念中，还保留着民和社稷重于君主的等级区别，这是和贵族阶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权力意志根本对立的。
比较一下，立刻会发现，与古希腊时期的“爱智者”或“哲学家”不同，中国先秦的“士”更关注的是政治现实，而不是世界的本原或知识的体系问题。所以中国“士”身上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情结和积极的参与意识早就形成了。孟子有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然暴露出另一种等级色彩，但其实从中也典型地反映出读书人的权力意志。可以说先秦时期已经为中国读书人和权力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基础。即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太史笔”即齐国史官宁可丢掉性命也要写下真相的故事，也是他们跻身权力斗争的最好写照。他们舍身要保存的真相，不外是宫闱残杀、非法篡权的真相，他们一个个前赴后继不惜牺牲要维护的真理，也无非是正统的延续，这就成了后来几千年间读书人所追求所向往的一个境界。以后历代帝王立太子、废后妃、建宗庙，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可能有冒死进谏的事，都为着争这个正统的名份。从此之后，跻身于权力阶层，同时又一定程度地抗拒权力，成为读书人的两种价值取向，并相伴相生，直到今天。
到了秦统一天下，因“焚书坑儒”事件，读书人和权力的关系走到了对立的极致。这在中国历史上开了读书人因言论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先例，直到两千年后的二十世纪，因言论问题而被葬送身家性命的也大有人在。从秦到清这漫长的两千年里，即便有“独尊儒术”的显赫、“广开科举”的恩典，读书人的命运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始终和权力斗争牵扯在一起。要么晋身为统治阶层一员，要么退隐山林或市井，当然更免不了被杀的命运。因为两千年来的政权更迭，都是流血的斗争，即便是子承父位也还免不了一番杀戮，还没有哪一个政权落到了读书人的手里，“素王”毕竟是个空名号，就像西人所说的“哲学家治国”，只是个乌托邦。在政权更迭过程中，读书人的遭际也不外乎这样几种：被杀，被笼络，被放逐，也包括自我放逐。
仅从以上粗疏的列举，已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和权力体制之间那种又爱又恨的纠葛。在许许多多响当当的历史人物身上，都能够找到权力的巨手如何在拨弄着读书人的命运，从孔子、屈原，到嵇康、陶渊明，再到李白，杜甫、苏东坡、范仲淹，一直到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实在是举不胜举。在他们身上都能够看得到和权力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寻求政治上的发展，那是读书人成功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对权力机构进行着苦口婆心的诤谏，努力维护着思想文化价值，自觉承担着“明道救世”的使命，恪守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语）的高尚情怀。中国古代文人身上的这种品格和精神被现代知识人所继承和发扬，一直在努力争取“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实现政治理想的惟一可能性就是有明君，通过“谏议”的渠道直达上听，甚至不惜“死谏”。同时在古代读书人身上也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两难，那就是既向往着晋身权力阶层，又想保存自己独立的情操品格。再放浪不羁的李白，也还是免不了做官的欲望，即便是归隐田园或山林，期盼的也是一朝出山，获得明君的赏识，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官与保持自我独立一直以来就成为中国读书人难以解开的结。所以，一部中国历史，如果单从某一个角度看，实在不妨把它看作是读书人和权力的关系史。
二
那么，“士”和权力的紧密联系，在中国是否因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就弱化了？今天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又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所引进的外来思想资源中来探寻，在不同的背景和思路下明辨关系，阐述正确的选择。
恐怕谁都不会否认，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和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是目前讨论中引用率相当高的两本译著，许多人都提到它们，有的人还特别推荐它们，却几乎无人对两书的观点提出批评。相当有趣的是，萨义德此书原名《知识分子的代表》（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用他的话说，“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3〕。“代表艺术”就等于要代表公众，更代表着非主流向着权力体制提出挑战。因此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放逐者和边缘人”，不难看出，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处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他还说，知识分子“涉及奉献与冒险，勇敢与易遭攻击”〔4〕。他也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要有行动，要用自己所擅长的工具介入，“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5〕。
看得出，萨义德所谓的“知识分子”完全脱离了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的基础，变成了纯粹的公共角色，但如果从他论述的知识分子来看，应该没有大问题，因为一样事物本身的性质和其代表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一回事。但中译本径直改题《知识分子论》，容易让人误解以上这些就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有的一切。另一方面，萨义德有他自己阿拉伯裔的伊斯兰文化背景。这一文化背景和美国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化和势力雄厚的犹太文化格格不入，处在尖锐的对抗中。这也正是美国提出“文化冲突论”的本土基础或根据。在这种情况下，萨义德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边缘性和行动性，是明确有所指的。他的正义冲动，显而易见来自中东移民的特殊身份。然而，我们未作任何分析就给予了认同。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来源于自身的遭际和体验，当然这也极其符合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精神。不过有意思的是，提出“东方主义”的萨义德又在批判精神的层次提倡一种普世主义。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的知识分子，能否跨出传统或民族的疆界，拥有全人类的视界和共通的道德情怀呢？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或民族性并不能成为降低他们的批判意识的原因，虽然每个人都身处民族传统的内部，甚至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具有坚强的民族性，而且长期的历史积淀在作为个体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打下了颇为稳固的价值结构，但是标志着知识分子存在的是“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幕的内在需求”。萨义德从一个世纪来各民族的战争苦难中总结出，作为民族的知识分子应该超越生存的层次，超越他所属的集体，“创造新的灵魂”，从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普遍性或人类性。他说：“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6〕。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不是本土的或民族的，而首先是全人类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按此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人类情怀的匮乏，社会批评精神的萎缩，拘泥于功利的算计，对权力患得患失的情结，在个人狭窄的空间里，在与现实形紧实松的虚弱状态中，绝对不可能产生出大智慧来的。
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同样代表美国的非主流，但来自另一背景——美国本土的波希米亚文化。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表现为“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表现为嬉皮士。在雅各比看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那些生活在格林威治村，具有波西米亚精神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随着城市的衰落、电视的膨胀、大学的扩张，他们消逝了。雅各比无比怀念的这一批人，也都带着鲜明的公共色彩。他们是独立的作家和评论家，不在官方机构任职，生活在廉价的房屋、小酒馆、咖啡店里，却酝酿着丰富深刻的思想，以他们的独立和批判意识拒斥着社会的平庸，坚守着和主流社会的疏离。但如今，情况大变。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仍可以发出离经叛道、耸人听闻的声音，但富裕却成为消灭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罪魁祸首。当今的知识人不再保持独立，而走向了学院化，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确切说是学术资本主义。
雅各比认为，学院化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这与上一代知识分子处于社会边缘的情形很不一样。学院化意味着这一代知识分子选择的是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学术之路”（对此，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大学教授会有较深刻的理解）。由于学院的体制，注定了学院化的知识分子少了一些批判意识，多了一些服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目光更多地盯在了发表论文、学位和职称评定上面，很少将目光投放到大学之外。除此之外，大学的企业化也促使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演化，学术和利润联上了姻。教授和学者成了追求资本和利润的人，从而忘记了代表公众说话。所以雅各比说，“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第一次被强行推上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的位置，不停地追逐新的原始资本、新的财源，以及……利润……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大学里的一种势力，也是由作为支持者的全体教授形成的势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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