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最初的偏激
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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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后，国内各界对左倾思潮的批判逐渐形成共识，意识到它根子很深，波及面甚广。就是从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也有人认为是“极端的世纪”。对中国来说，文革自然是极端的极端。王元化先生最近反思：“我不赞成激进的东西……中国的每次革命都觉得前面的做得不彻底，于是就要做得更彻底。一直到了‘文革’，‘两个彻底决裂’就彻底得不能再彻底了，封、资、修全部打倒，新旧道德全都没有了。”王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左倾思潮的社会成因，“中国在个性长期得不到解放的状况下，所以容易产生一种暴烈的、狂热的情绪”〔1〕。周扬晚年总结历史经验时也说：“最根本的教训是，第一，中国不能离开世界；第二，历史阶段不能超越”〔2〕。从哲学与社会学角度看，超越历史现实确实是左倾的价值基础。
那么，这一价值基础究竟如何形成的呢？最初起于何处呢？……这一连串的问号，自然勾起了人们浓厚的学术兴趣。本人近年读书，汇辑了一些史料，多少有助于剥露“最初偏激”的端倪。知微见著，也是历史研究最有趣味之处。
远在戊戌时期，变法尚未真正开始，康有为于是年6月16日在等候光绪召见的朝房里碰到荣禄，二人谈到变法。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竟忿然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实事求是地说，荣禄所言并无明显不当，至少从表面上还是支持变法的。倒是康有为惟杀是瞻，失智失理。就是退一万步，这种高举屠刀的姿势又如何能形成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所能团结的力量？从相当意义上来说，断送甲午后形成的上下一致的维新形势，最重要的原因实在于维新党人过于激进的教条主义，希望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今天有人认识到：“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3〕更往前追溯，魏源在《古微堂集》里曾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也是只看到传统对现实束缚的一面，未能看到传统中价值沉淀的一面。对传统的东西不屑一顾，一筐子统统扔掉，正是左倾最初的脚步。
革命发动之初，困难多多，革命党急功近利，治表不治本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因此，治表不治本也是典型的左倾表现形式之一。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会晤于英伦，讨论中国变革问题。严复认为应从教育入手而持渐进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的回答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4〕孙中山的急于求成溢于言表，戊戌前，王照也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维新人才，然后再搞变法，康有为答曰局势严重，来不及了。
辛亥革命固为伟业，然其治表不治本的急求事功，亦遗祸无穷。辛亥革命后，十九岁的顾颉刚加入中国社会党，多年后回忆：“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候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既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直可以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了。”〔5〕张国焘也回忆：“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6〕可见，从孙中山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到辛亥青年顾颉刚的“太敢作奢侈的希望”，再到“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张国焘的“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一脉之承其络甚清。
共产国际自然是风源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明路线左倾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便是提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追求百分之百的纯洁，在将偏激之车开上自我孤立悬崖的同时，也将“百分之百”思维方式带入党内，为害久远。如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二千余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再次宣读了他给党中央的《备忘录》（即为王实味之事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事实说明），当即党内五名作家——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党外两名作家——艾青、陈学昭，轮番发言与萧军辩论，萧军孤身一人舌战群儒。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无一人退席。大会主席吴玉章眼看无法收场，起身劝解：“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联想到毛泽东叮嘱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7〕，萧军压下怒气心平气和地说：“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丁玲却站起来答曰：“我们一点也没有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8〕不愿承认百分之一的错误，其实代表了一股已成气候的思潮。这种“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固然体现了革命的坚定性，但其背后支撑的乃是偏激的清一色思维。偏激的情绪，最终来自狭隘的思维逻辑与单一的价值认定。这场“六小时的大辩论”，必欲一统江山压倒对方、不能求同存异的狭窄气度……我们已不难闻嗅到文革的气息，已不难听到那种“历史的脚步声”。
从社会环境上，科举停废切断了知识分子迅速进入政权结构的管道，他们的政治地位边缘化。但他们仍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社会各项活动仍须依赖于他们，尤其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现实力量，只能源自这一社会群体，这样就自然形成了某种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知识拥有与现实承认之间的落差。于是，士子们心中揣有强烈的失落感，促使他们对现实秩序产生激愤，从而走向思想激化。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股偏激的思潮已触处可见，事例俯拾皆是。如提倡文学家要深入生活，有人便说：“文学家应该有尝试的精神，把世间什么事情都要经验过尝试过。所以文学家不特要宿过娼，革过命，做过社会运动，就是强盗也不妨做做，矢溺也不妨尝尝。”〔9〕再如抗战时期重庆一老妇投河，一位美国大兵脱衣跳河救人，上岸时发现衣服已被人偷去，只得耸耸肩苦笑离去。其时二十九岁的吴祖光居然这样评曰：“不要责难任何一个这样的偷窃者吧！只为了贫穷，在这个国度里，他们舍去这种铤而走险的偷窃则别无生存之道了。”〔10〕居然偷窃一位行为高尚者的衣服也是有道理的，可原谅的，甚至似乎还应该鼓励。随意扩大阶级分析的适用范畴，已经到了不顾社会基本秩序与伦理法则的地步。
《时报》总编、后任《申报》总编的陈景韩，五四时期在一篇小说中借用强盗头领宣布了他对社会的改造方法：“鸦片烟鬼杀！小脚妇杀！年过五十者杀！残疾者杀！抱传染病者杀！……手底无坚肉、脚底无厚皮者杀（此数皆为懒惰之症）！无事时常摇其体或两腿者杀（脑筋已读八股读坏）！与人言未交语先嬉笑者杀（贡媚已惯）！右膝合前屈者杀（请安已惯故）！两膝盖有坚肉者杀（屈膝已惯故）！”钱玄同也有一句著名的“年过四十者都该杀”。上上下下，一片杀声，与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杀几个一品大员”，如此类同，莫非纯属巧合？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清华读书的章宗祥之子悄然走避，但同学们仍然不依不饶，把他的床铺捣烂，将他的衣箱翻得狼藉满地。学生进城游行，堵塞了街道，后面汽车不得通过，一声吆喝便捣毁人家一部汽车。梁实秋后来回忆，仍然认为：“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的不该挨打的究竟为数不多。”〔11〕居然如此思维，如此嫌富爱贫，以富为仇，与文革式思维实在已相差无多。
“五四”以来还有一句名言——“金钱乃万恶之首”，一下子就将金钱判为沾不得碰不得的污物。这些，都将社会思潮拉拽向偏激的左倾之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金钱乃万恶之首”成为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指导性理论基础，直到最后要求立即见诸实行“两个彻底决裂”。
如今回首，从“五四”到大革命，犁庭扫穴的大革命风暴已从价值形态上埋下了矫枉过正的权力话语。如当时那些壮烈名言——“把线装书扔入厕所去！”（吴稚晖）“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鲁迅）“把四千年的‘国粹’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钱玄同）与此同时，权威崩坍、价值失范、秩序失控，没了基本可参照的行为标准。既有文化丧失价值功能，社会各项危机所引发的种种偏激便无以绳范、疏导、化解，人们对各种社会事务的回应不可避免地在脱序中沦为情绪化，并最终走向极端化。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上说：“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12〕这实际上有偏激狭窄之处。还有一条著名的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将政治上的对立面扩大到一切方面，使之绝对化，斗争性压倒同一性，缺乏任何兼容性。价值上的一元化，必然烘制出行动上的极端化。当年对党内不同思想派别的处理，中苏两党都采取了极端手段。早年李立三对恽代英、何孟雄、林育南等人的排斥，王明在苏区整肃运动中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倡导政治救国，却竭力否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直到“反右”—“文革”，偏激的价值起点实出一源。
偏激之下无完卵。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后，居然得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结论。民族英雄岳飞则被污为效忠赵宋皇朝一姓一氏之“愚忠”，因其镇压过农民起义而进行强烈指责与全面否定。“五七”干校人为制造艰苦，限制“五七战士”伙食费用，认为吃得好会滋长资产阶级思想；大雨临头，不准躲避，说是冲刷娇气磨炼意志。最后弄得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巴金夫人萧珊病重，六十多岁的巴金欲留家照料，工宣队头头却说：“你又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你改造不利。”那时候，《辞海》中“人彘”一条，因与赞美吕后之论不协调而干脆删掉。再举二则小例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钱理群先生北大毕业，其实是一个满脑子革命的激进分子，但给他的鉴定考评却是：“有较为系统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观点。”〔13〕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想左而不让左，已左还斥其右，这才构成真正的历史愚弄与个人悲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知识分子在浙江省政协某次会议上说：“杭州有三个朝晖新村，为什么一定要取三个同名的新村？……取此同名的人该批评，甚至该判刑！”〔14〕你看，一歪就歪到极端上去。同名之错，何至于判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审美标准极端偏激：小裤腿、留胡子、长头发、戴耳饰、抹口红、迪斯科、意识流、想挣钱、想漂亮……统统是应该坚决排拒的资产阶级思想。连李谷一用轻气声唱的那首《乡恋》，《中国青年报》等各大媒体刊载批评文章，认为“不健康”云云。操持左倾那一套，对许多人来说，真叫勿要太熟练，可谓取用方便一掏即出。
有些事情是需要比较的。抗战时期的重庆，沈钧儒主持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一位自称来自沦陷区的青年诬称许广平投敌，说是既然夫人叛国，就不该纪念死去的丈夫，居然要求死人为活人负责。就是退一万步，许广平真的投敌，也不应由此否定鲁迅的功绩呀？一战时，英国也不演奏德国古典音乐。可到了二战，人家就成熟了，纳粹飞机在头上狂轰滥炸，身边高射炮齐响，英国人的午餐音乐会还照样演奏贝尔芬的乐曲，懂得将贝多芬与希特勒予以区别。
“五四”时期，主张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历史与传统连续性的学衡派，受到不屑一顾的蔑视。如今回首，学衡派认为新与旧存在联系性，提出疏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强调传统的重要价值，否认将新与现代作为绝对的评价标准，不赞同以进化论否定恒常之理。如今看来，这些经过历史检验的观点确为理性之语。《学衡》创刊号上印有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头像，意味深长。如学衡派思想能为当时国人普遍接受，那么我们二十世纪的许多悲剧便不可能发生了。学衡派的观点似右实左似慢实快。事实上，“五四”新思潮所含带的躁躁然偏激情绪，一方面使我们对西方文明缺乏深度研究无法正确取舍，一方面也暴露出一哄而上缺乏理性沉淀的民族劣根性，在盲从世界潮流的热浪中失去应有的警醒。事实上，我们应该重返传统，希望从“已经死亡的国粹”中找寻民族命脉与文化延续的种种价值。
总结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态度与措施越来越激烈，扎实缓进的阶段论被越来越强烈地否弃。戊戌党人、“五四”猛将均持“一次革命论”，都主张“不破不立”，对“旧世界”都是一枪毙之的全盘否定论，这样高度一致的激进主义终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雷同，而是我们必须应予深度剖析的症结丛聚的病灶。中国革命从一开始（戊戌时期）就与教条主义牵手，就搞清一色的关门主义，过于迷信政权力量，似乎领导班子改了换了，海内顿时河清晏宁，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这方面的历史与思想根源甚值挖掘。《大同书》就提出废除财产与家庭，甚至设计男女同栖不得逾年、到期易人，而《大同书》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的形成影响甚巨。再往前追溯，国民党也深受《大同书》浸淫，左得可爱呢。1930年4月，南京立法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一次聚餐会上胡汉民提出三个至少超前一百年的问题，要求会员发表意见：第一，要不要姓？若要，从父姓还是从母姓？第二，要不要婚姻？若要，早婚或晚婚有无限制？第三，要不要家庭？若要，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好？出席该会的蔡元培先生回答是：第一，不要姓，用父姓不公道，用母姓也不妥当，可设法用别的符号代替。第二，不要婚姻。在理想的新村里，有一人独宿或两人同寝的房间。当两人要同居时，须先经医生检查与登记日期，以便确认生出子女的归属。第三，不要家庭。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15〕再如留美法学博士王造时在《对内的平等》（1933）一文中呼吁立即实行政治民主，但最后的结句是：“让作工的人吃饭，吃饭的作工，不作工的饿死，或滚出国外去！”〔16〕正确的提议却最后导出如此偏激的结论，甚至抹煞了必要的社会分工。就是他王造时本人也不能算是一个作工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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