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文不因赞而显，名不因谀而彰
作者：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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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憎命达，憎溢美。
然而，“天憎”不等于“人憎”。“憎命达”之“憎”乃指“天憎”。从“天”（历史）的角度看，文章不关照“命达”者，毋宁说“天”总是把大师、文豪桂冠赏赐给那些命运乖舛的人，而被赏赐者并不一定能够在有生之年领取奖赏。“人”与“作品”形成残酷的二律背反，面对这一吊诡，文学家很难抗拒，一般只能等待命运安排。只有极少数人主动出击，宁愿穷困潦倒留下佳文，不愿荣华富贵化为粪土。
文学评论一向有两把尺度，一把以时评为标准，溢美之辞愈多，作品价值愈高；另一把以“时间”为标准，愈经得起时间考验价值愈高。前者要求作品赢得时代好感，后者要求作品经得起时间磨洗。不能说绝对没有既能“短烁”又可“长存”的优秀作品，但多数情况下一部作品不太可能既讨好时代又讨好历史。有一点是不变的，文苑中的顶尖之作无一不被历史偏爱。
“时代”具有一种近于顽固的“本位主义”。任何时代，“被权威肯定”都是定位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同时，时代又让本来多样化的审美标准言人人同。在许多情况下，永恒审美价值不得不让位于时尚审美价值。富于永恒价值的作品被骂杀的情形屡见不鲜。幸好我们这个世界具有趋美避丑的本能，美的法则可以伸展，它无远不往，无幽不至。执是之故，时代的喧嚣最终要折服于历史：出炉未几便被大力炒作的作品多名不副实，被肉麻谄谀的作家多不是顶尖作家，狂炒而红极一时的作品充其量只能像流星一闪，不能像太阳永炽；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虽然不一定被时代认同，却一定可以流芳百世。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短烁”与“长存”难以两全，无数事实可以证明这个铁律。
魏晋文学家左思以《三都赋》闻名遐迩。《三都赋》问世后，文人墨客纷纷捧场，皇甫谧为之序，张载、刘逵为之注，富豪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士大夫入则研读，出则巷议，溢美之辞弥漫。一时间《三都赋》标高难越，令人仰止，而读《三都赋》俨然一种时尚，人们争相沾溉，惟恐落伍。固然，左思一反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以还的“虚写”旧套，大胆采用“实写”，与写虚派各张一帜，有其胆识与新意，颇有成就，值得尊敬。然而就艺术质量而言，左思终究难望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之项背。纸贵一时不足以支持文贵于永久，喧哗落定，未几纸又复归原价。在后人眼中《三都赋》虽不失为佳作，然终不在顶尖之列，未被《古文观止》选用完全合乎情理；现代人不知左思，无论《三都》，亦不足为怪。
西汉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二人同是天才巨匠，前者得到时代吹捧，甚至得到皇帝厚爱；后者则历尽坎坷，受尽凌辱。结果后者成为世界级名人，前者的名气则始终局限于华夏文苑。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基本处于同一时代，当时，前者名气远大于后者。就是司马迁本人对这位与自己同姓的才子也自叹弗如，处处敬司马相如三分。他在《史记》中引用原文最多的就是司马相如的赋，屈原、宋玉、庄子、孔子等人都未能享此殊荣。当时，朝野给予司马相如的溢美之词极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司马相如思如飞兔，绪如流星，文载宇宙，才冠鸿笔，富于想象力而且文字功力深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司马相如手眼通天，许多篇幅是应汉武帝之约而写。据说汉武帝酷爱弄文，以读司马相如赋为精神消遣。“两司马”乃后世之语，作为文章高手，当时有不知道司马迁的，绝没有不知道司马相如的。
有人把司马迁最终位居司马相如之上归结于“实写优于虚写”（司马迁“实写”，司马相如“虚写”），大谬也。毛嫱有毛嫱之美，西施有西施之丽，“实写”与“虚写”各擅其长，只是风格不同而已。之所以司马迁的文学成就超过司马相如，是因为司马迁在疾愤中写作，司马相如在得意中写作。高下之别并不在于“写作风格”，而在于“写作处境”。司马相如运自然妙有，浸天地灵气，写作如同玩耍；司马迁无风尘之慕，有井渫之洁，写作如同沥血。前者为帝王写为红袖写，后者为历史写为父亲写（继承父亲遗志）。司马相如每发一文皆惊动天下，士大夫无不翘首等待其新篇问世，然而衬景逝去不得不独留吊影。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无人为其填香研墨，其忍尤攘垢历尽艰难也并不为人们理解，然而流岁弥远，《史记》价值弥高。正是司马迁，把文场上的空泛之风扫荡一空，确立了文史合一之传统与中国史论之范示。而且司马迁将生命融于写作之中，《史记》完成，旋即作《报任安书》，一吐肚中郁闷。机陷在前，触发而不顾：历劫不磨，直以养贞；多年心血，化为尤物。非心怀写千古文章之大志者谁能若是？
谢灵运把天下文才总量定为十斗，曹子建占八斗，他自己占一斗，其余一斗由天下文人共分之。实际上，曹子建连一斗也占不上（仅就曹氏家门而言，曹操、曹丕之才皆不在曹植之下），而谢灵运自己连半斗也占不上。谢灵运的估计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当时附和谢灵运狂言的却不在少数，在中国文学史中，谢灵运充其量只能算是众多才子中的一位。曹子建倒是风流倜傥，其作品随事立意，瑰丽辐辏，我一向私心爱之，然而曹子建恃才傲物，毕露锋芒，为客观计，在评价他时又不能不打些折扣，终究攀登文学象牙塔尖，不惟凭才能，更要凭人品以及对艺术规律的洞察与把握。即使就艺术成就而言，只能说曹植处在文学象牙塔中，但并未居于塔尖。
曹植虽才，却写了不少应景之作。应景文章不仅未增辉其人，反而有损其形象。
与“应景文章”对应的是千古文章，之所以说文章憎命达，就是因为命达必写出“应景文章”来。
得到过度溢美之后再也写不出佳作——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现代），这样的文人并不少见。南朝江淹几乎是惟一例外，遭际坎坷，命并不达的江淹才华早露，文途宽畅，写出过“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等佳句，然而晚年才思渐竭，不能复振。一般来说，命愈不达，文章愈“达”，江淹却成例外。为解释这一特殊情形，钟嵘在《诗品》中给予了如下说法：
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
按照钟嵘所说，江淹才尽完全是宿命的，不可抗拒。显然这个理由不能让人折服。钟嵘为何做此杜撰呢？就是为了通过“寓言”表达这样一种意思：无论多么有成就的写家，被溢美得过度，十常八九无法摆脱江淹的覆辙——笔被收回，从此“不复成语”。由于功利心作祟，多数写家还是希望有人溢美，以求萤火之亮。男子树兰，美而不芳。被溢美的作品或可美于一时，却不可能芳于永久。与其说钟嵘的附会之说是写给江淹的，不如说那是一个谶语，时刻警示着后人。
人心叵测，天心不颇。
凡饱尝苦难的文人学子，往往会得到留名青史的补偿。世间之事，各有其规，正所谓圆行方止，各适其宜。艺术与功利形同圆方，不能共融。写作乃高雅之事，更是与功名殊，与富贵舛，与世俗乖，它遵从的是属于自己的规律，一方面得到艺术酬劳，另一方面却受到功利抛弃，这样的事情在所难免。
之所以自古哀怨起骚人，是因为中国士大夫普遍有两种生存本能：一种是“穷则独善以垂文”，另一种是“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为文，达则作官；圆则圆之、方则方之（当然绝大多数人以“作官”为首选，不得已时则“为文”）。“穷”适于为文，“达”适于为官。志起于穷，思源于厄，文成于愤。“达”则不然，人一旦“达”，便不再是其人，装腔作势，不由得言不由衷起来。一作官难免要趋承检点，看人脸色，把尊严与人格置于脑后，安能复有佳作？
不穷难以立志，不愤难有佳作。愤从何来？多由君王见弃或同行嫉妒而来。忠骨碍眼，真情讨嫌——凡以写作之“愤”事君王的一般都难讨君王欢，不是被流放就是被贬谪；标高风吹，才高见嫉——凡才能高于同僚的必遭同僚嫉恨，不是被诬就是被谗。幽怨激忿于焉而生，这才造就出一位位文学巨匠。
典例极多。
战国屈原经纬成德，诗文垂风，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而，阳春之曲，和者必寡。屈原先遭小人子兰、靳尚毁谤，后又屡遭楚王贬谪，国破家亡，不得不沉江自裁，一了百了。
屈原作歌，惟以告哀；哀而歌之，佳篇迭出。然而就是这位“告哀”的诗人，在文学史上却多次遭到不虞之议。屈原在世及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虽也得到赞誉，但赞誉总嫌过于吝啬，而且不时掀起诋毁逆流。直到屈原沉江三百多年之后，仍遭到历史学家班固的诋毁，班固说：
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1〕
在班固看来屈原之过有二，一曰露才，二曰离经。自此之后，批评屈原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直至现代，屈原仍是媚俗者的眼中钉，肉中刺。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与以下事实紧密相关：屈原没有施展过“诗外功”，从来没有自吹自擂，也从来没有被他人吹捧或谄谀过。一个“愤”字伴随屈原整个创作过程，屈原之生命因此而不幸，屈原之诗作因此而万幸。诗祖之位，受之无愧。
梁代刘勰，中国文学史上乃罕见之奇才，其《文心雕龙》作为文论举事徵义，婉而成篇，将文体及艺术创作规律娓娓道来，有如鸿渐。《文心雕龙》气息深厚，文辞典正，无美不附，无深不至，其价值位于极峰，不可限量。《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文化之干城，也是世界文化之瑰宝，西方很多学者至今仍在潜心研究。说《文心雕龙》是空前绝后的文论专著绝非溢美之词。即使于今天，绕开《文心雕龙》谈创作，犹弃舟渡水，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此奇书成册之后并不为时流所重，刘勰为会见文学家沈约不得不装扮成商贩，拦截沈约。史书有载：
（《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2〕
至高无朋。刘勰大才，自然难觅知音。可以想象，刘勰得到沈约认同是何等兴奋。以历史眼光看，沈约的地位远在刘勰之下（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然而当时人们知有沈约而不知有刘勰。沈约以其伯乐慧眼发现了刘勰。史书对此津津乐道，其实，真正的佳作无须伯乐，自会闪光。事实上，刘勰主要还是靠自己精通佛理，写了许多名僧碑志，致使名声远播。然而时过境迁，后人仰慕刘勰皆因《文心雕龙》，许多人从未读过他写的大量碑志。能流传后世的作品往往是不被时人认可的。刘勰在世时无法享受回报，这是天大遗憾，然而，《文心雕龙》向世人证明：才华不匮，永锡夏裔！这又是对刘勰最大的安慰。
唐朝李白是中国历史上留下名篇最多的诗人，也是不用溢美其美自显的实力派诗人。
李白不是文学理论家，也未研究过诗论，但他深谙诗道，并且以行代知，诗苑之果被他摘半。除了诗仙，李白还应该荣膺“诗论巨擘”称号。他之成功与他对诗的独到理解密不可分。
可用一字概括李白的作诗之道——“狂”。世人皆说李白狂傲，我独以为不然，李白是狂而不傲。凡文人必狂，正如梁简文帝所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只不过狂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屈原之狂与李白之狂迥异；司马迁之狂又与刘勰之狂（看似平稳的刘勰也有狂的一面）有别。李白之狂是建立在对艺术规律认知基础之上的，他深知，不与众俗立异，万难出上佳作品。李白放着仕途阳关大道不走，非要走独木桥。天宝初年，李白供奉翰林，由于不善巴结，加之与同僚处不好关系，常遭打击。这完全是“诗人人格”所致。诗人人格与官僚人格本就水火不容，李白的喜诗厌官的潜意识时刻在支配其行为。换言之，李白天生就是诗人的料，不是政治家的料。他的许多举动都属于飞蛾扑火，然而“自寻倒霉”之举在客观上却成全了他辉煌的艺术。
李白不仅在仕途上身在官场心在诗，就是去官还乡之后，他仍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敏感，自觉地靠近艺术，向巅峰攀登。他跋履山川，逾越险阻，一而不党，命由天放，心比天高，思比海阔，写出的文字如掣电流虹，与天浑然，壮而且美。
有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李白的成就不完全是天才使然。李白天资聪慧，少已出众，这是实情，然而诗坛不乏比李白更聪明的，他们却没能取得李白那样的成就。个中原因，乃在于李白更具有按照艺术规律行事的自觉。他不喜欢溢美之辞，相反，近于苛刻地严格要求自己。李白作品极多，大部分由于不满意而自毁，留于后世的不过十分之一。就连脍炙人口的《蜀道难》，他都几欲扯毁，在好友贺知章劝说下才勉强保留下来。《蜀道难》且悲且壮，让人泣血，读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篇佳作几被作者割爱。在李白心中，艺术之难，难于蜀道。不知在李白面前，溢美者汗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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