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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的“怯懦”
作者：史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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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4年第3期发表了魏邦良先生的一篇文章，《刘大杰和曹聚仁：失去勇气之后》。在这篇文章中，魏先生结合自己刚从陈四益先生《臆说前辈》中读到的“个中原委”，又翻出了鲁迅讽刺刘大杰断错句的事做文章进而与曹聚仁作比较，以为刘大杰和曹聚仁都失去了“勇气”。刘是失去了为自己“正名”的勇气，而曹则失去了正视自己所犯错误的勇气。
刘大杰错误标点《袁中郎全集》之所以闹得几乎尽人皆知，是由于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鲁迅先生在《骂杀与捧杀》中说：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塌糊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1〕
当时由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这部《袁中郎全集》出版以后，曹聚仁曾在1934年11月13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鲁迅在上面这篇杂文中也引来对当时某些文人不懂古文乱点古书的现象进行嘲讽，其直接目的是讽刺林语堂发起的所谓抒写性灵的小品文运动。而在魏先生的这篇文章中又把刘大杰和曹聚仁扯在一起，如此看来刘曹二人似乎的确有些渊源。
魏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引用陈四益《臆说前辈》中的说法，认为让刘大杰一生为之尴尬的“错点”，其实是阿英搞的。至于“为什么‘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魏写道：“当时不谈，是阿英‘不好公开露面’，那么解放后，刘大杰还有必要背这个黑锅吗？”因而得出了与陈四益以为刘大杰虚怀若谷所不同的结论，以为刘大杰是出于自身的懦弱性格而不敢说明真相，甘愿替人背黑锅。即便为此遭到外界的甚至来自自己学生的嘲讽他也默默忍受了。
尽管魏曾在文章中提到，“陈四益文章中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孤证，虽然笔者认为这更接近事实真相，但要说服更多人，仅凭这个孤证远远不够”，但这篇文章中有关刘大杰的论述却依然建立在这样的“孤证”上面，而且我们也没有读到作者认为“这更接近事实真相”的理由。那么假如这个“孤证”不成立的话，魏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成了失去基础的空中楼阁。
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文汇读书周报》上就曾讨论过《袁中郎全集》真实标点者是谁的问题。1992年8月1日发表的周劭先生的《钱杏邨·阿英·魏如晦》称：“那时林语堂于提倡幽默之余，又抛出了小品文……于是捧出了袁中郎，标点整理出版《袁中郎全集》，用连史纸，仿宋字，线装，精印六大册。帮他忙的便是阿英和刘大杰，其实标点工作全是刘大杰搞的。”10月10日发表的东耳先生（即陈四益——笔者按）的《〈袁中郎全集〉与〈双峰记〉》则说“我听友人告知的情况恰恰相反……”（往下便是魏先生文中引用的那段文字）
针对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论调，曾经亲身参与过调查此事的倪墨炎先生写下了《刘大杰与〈袁中郎全集〉的标点》一文，对这一争论进行澄清。倪先生在文章中说，“文革”末期，新的《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开始，鲁迅批评《袁中郎全集》标点错误的《点句的难》和《骂杀与捧杀》是收在《花边文学》中的。该集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为主进行注释。
他们把征求意见本寄给了刘大杰先生。刘先生正式向注释组提出：“标点是阿英搞的。”并说：“阿英那时从事革命工作，需要钱用，又不便公开露面，所以用我的名义标点。他忙于革命工作，难免标点疏漏”等等。接到刘先生的意见后，注释组的同志走访了阿英先生。当时阿英已重病在身，但病情有了好转，不但头脑清楚，还能扶着在室内走动。他听了刘大杰的意见后，单单一笑说：“这是大杰记错的。当时他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他在文坛上虽已露头角，但名气还不大，所以他标点后还要挂上‘林语堂校阅’的牌子。如果是我标点的，我名气比他大，要借用他的名义作什么。至于反动派追捕我，那是1935年的事，这书是1934年出版的，那时我还在文坛上公开活动，也没有必要借用他的名义。”〔2〕
注释组和出版社编辑室的同志希望把阿英的说法告诉刘大杰，并当面向刘大杰核实。当时倪墨炎先生被借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一些工作加上家就在上海，于是注释组和编辑室的同志就托他和两位去上海的大学教师能不能带一带此事。
1977年春节后不久倪墨炎等人就去了上海万航渡路刘大杰寓所。由于事先约好的，握手寒暄后，刘“开门见山就重说了一遍他向注释组提出的‘标点是阿英搞的’那些话”。待他说完后，他们转述了阿英的话。并且告诉刘，“我们查阅了当年的《袁中郎全集》，第五册的序是阿英署名写的，说明阿英那时的确可以公开活动。如果阿英标点不便公开署名出版而要借用刘先生的大名，那这篇序却何以由阿英署名呢？”“刘先生听了我们转述的阿英的话，和我们查阅的结果，沉思片刻，说：‘我和阿英是老朋友，过去一直是互相帮助的。他既然这样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们看着办吧。’”倪墨炎等坚持问道：“朋友之间，也要实事求是的弄清历史面貌。刘先生是否可以提供别的证据？”刘说：“我没有别的什么证据。你们回京去时，见着了他，替我问好。”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其实刘大杰并没有打算一辈子把“黑锅”背下去，在修订《鲁迅全集》的时候，他曾积极试图为自己“正名”，因而魏文中所言“软弱，使他不敢说清事实真相，背了一辈子黑锅，将来还要背下去”等等也就无从谈起了。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至少这次试图“正名”的行动是确凿无疑的。
倪墨炎先生在文章中还引用了当年《袁中郎全集》第三册刘大杰的序中的一段话：“校刊一个古人的集子，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至少得了解这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和他的种种环境，要这样，才可整理了解他的作品。像我这样一个人，做这种事，才力是不够的。然而自己又实在愿意做这件事，没有法，只好勉强地做下去。幸而有林语堂、郁达夫、阿英几位先生，尽量地帮助我，现在总算把它弄成功了。这几位先生，有的替本书作序，有的供给我一些难得的关于中郎的书籍，特别是林先生，还担任最后一次的校阅，我是应当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的。最后，我还要感谢曹漱逸、胡云翼两位先生，他们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帮助。”倪先生写道：“从这段话可见，标点确是刘大杰做的，阿英写序在第五册，此时他做的大概是提供袁中郎的一些版本吧。至于刘大杰是否另有助手，我们就不便妄猜了。”倪先生继续写道，“根据访问和查考的结果，事情的真相应该说是明白的……此事不久，阿英先生和刘大杰先生先后作古，要是当年刘大杰没有正式向注释组提出他的说法，阿英也无从作出证明，可能真会以讹传讹，在‘几位非常熟悉的朋友’中逐渐传播开来，一面却又打出‘刘先生从不愿谈及此事’的旗号，使人更感到可信。但即使是这样，事情的真相最终还是弄得清楚的，因为这部《袁中郎全集》本身就是铁证。”
倪墨炎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11月21日，在收入《现代文坛内外》时又加了个“附记”，说自己以前不知道“东耳”就是陈四益，直到看了陈先生送他的一本《乱翻书》时才知道。“要是知道是四益兄，我们在见面时一定会谈到此事的。我们当初去拜访阿英时，阿英正由当时的女婿吴泰昌扶着在室内散步。他与我们谈到最后，还说了句：‘大杰以为我已是植物人了，所以把这件事推在我身上。’我没有把这句话写入文章。刘大杰先生和阿英先生都是我所尊敬的大作家大学者。我都曾为他们的著作写过书话一类的小文章……”倪先生说，自己的文章这本书收了，是不会编到别的书里去的，“但本文有点例外，我仍收在这里，以使读了四益兄《乱翻书》的读者，也能见到本文。两种说法，供他们抉择”〔3〕。据我的阅读面来看，这篇《刘大杰与〈袁中郎全集〉的标点》至少三次被收进倪先生的集子里面、1994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坛短笺》、199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倪墨炎书话》和同年出版的这本《现代文坛内外》都收录了这篇文章。足见倪老对此事的重视。
至于魏文中所提到的，“读过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应该知道刘大杰的学问其实相当扎实，做学问的态度也相当严谨，那么，古文底子好旧学根底深的刘大杰，难道连袁中郎的书都看不懂，难道会犯断句不当的错误”？我想任何人也不是一开始就“学问相当扎实”、“古文底子好旧学根底深”的，总得有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并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是大师也会有打马虎眼的时候，何况《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出版已是《袁中郎全集》出版六年以后的事了。其他情况倪墨炎先生在文章中已经介绍的很清楚了，不须多言。
可以确定的是，刘大杰先生的性格中的确有怯懦的一面，因为这是与其幼时的不幸经历相关的。在早年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三儿苦学记》我们可以依稀了解先生幼年的悲惨处境：先生两岁时父亲即去世，一家人受到嗜赌成性的叔叔伯伯们的欺凌，不得已而寄居在外祖母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十几岁时母亲去世，接着念大学的哥哥也因过度忧伤一病不起最终含恨弃世……而他自己不得不去工厂当学徒讨生计，好不容易在哥哥的朋友和舅舅的资助下才得以念书……这种不幸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性格养成，使他常常被忧郁、哀伤所包围，并时时感叹人生的无常、命运的不可捉摸。在武昌高师读书时，有一次他同几位朋友在黄鹤楼照了一张六寸的无光相片。照片上的刘大杰微闭着双眼，加上“消瘦的面庞，宽松的衣带，无力的偎依，似乎是一个在大病里面再生的微弱的身躯”。他把相片挂在寝室的木壁上面，几个月后偶尔看到，竟然觉得照片里“看起来太憔悴太消瘦的形容，同现在比起来，又是很丰润的了”。他越看越伤感忍不住在白纸上写了两句诗：“明年此日知谁健？怅望沙滩水碧流！”结果遭到朋友的一致批评，说他太凄凉、太衰飒了〔4〕。读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时常感到一种彻骨的凄凉与伤感，软弱无力的主人公形象时常在眼前晃动。
尽管我们承认了刘大杰性格中的怯懦成分，但如此考察起来，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也恐怕与魏先生的结论恰恰相反。不管怯懦因子在刘大杰的性格中占有多大的份量，我们都不能把他在错点《袁中郎全集》一事中的反应也当作怯懦的表现。因为在修订《鲁迅全集》的过程中他毕竟积极地正面提出了“正名”的诉求。相对于以往的怯懦（姑且认为刘大杰先生一直都是怯懦的），这一次的诉求当然应当算作“有勇气”的表现。另一方面，事实苟如倪墨炎先生所得出的结论，那么这种“勇敢”不就可以认作魏邦良先生所言的不敢正视自己错误的“怯懦”吗？如此一来，在此事件中刘大杰的“怯懦”也同曹聚仁一样，也是怯于认错而非怯于“正名”了。
注释：
〔1〕鲁迅：《骂杀与捧杀》，载《花边文学》。
〔2〕本文所有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倪墨炎：《刘大杰与〈袁中郎全集〉的标点》，见《现代文坛短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9页。
〔3〕倪墨炎：《现代文坛内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4〕刘大杰：《谶语》，载1925年9月11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