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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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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1989年12月中旬开始，在“打倒人民公敌”、“独裁者滚下台”的愤讨声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位几天前还“深受爱戴”的罗马尼亚总统成了一只丧家之犬，惶惶然在到处栽种着自己塑像的国土上东躲西藏，正像四十年前他亲口咬定的那样：“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民众唾骂他，连亲手培植的爪羽——国防军和基层“党之家”也背弃了他。当齐氏和那位任第一副总理的“贤内助”劫车而逃时，几乎所有罗马尼亚的广播里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民公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缉拿……”齐氏更没料到，在亲手缔造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欣欣向荣”的神圣“大家庭”里，竟会上演这样的事：从12月22日晚执行逮捕到被推上断头台，只相去三天！
虽身陷囚笼，但“喀尔巴阡山的雄鹰”并未死心。
不是要审判我吗？既然封授“人民公敌”，至少是公审公判吧？至少应面对广大人民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暗暗打定了主意，只要国际媒体的镜头盖一打开，只要电视直播的焦距一调好，即用那滔滔不绝、富有煽动性和号召力的口才（整整二十四年里，这口才曾赢得了多少暴风雨般的掌声！）——同政敌一决雌雄，他甚至连演讲腹稿、上法庭时的表情和姿势都备好了。
但，齐氏太异想天开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山人海的旁听席。没有政坛显要和外国友人，没有高规格的审判团和律师团（审判长竟只是个司法部的小局长，波帕·吉克，这个名字他简直闻所未闻），更没有礼花般的镁灯闪烁。当从防暴押解车里爬出来，他走进的是一间只有原告、被告和军警的密室。自然，电视上亦会出现“公开审判”的镜头，但那是经过剪辑处理的……
对手绝不再给他任何表演的机会，他预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只有绝望！空荡的绝望！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
秘密审判，不准上诉，从被捕到毙命，仅三日之隔。这已远非正常性质的审判，甚至携恐怖之嫌。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极端行为呢？原因只一点：仇恨和恐惧！对民众来说，是仇恨；对政敌而言，则是恐惧——那种一天也不敢让独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惧！他们太紧张了，太熟悉对手的报复手段了，其神经像金属片一样已绷到了极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溃。
可这对齐氏来说，又有什么可愕然的呢？难道这不正是您一贯的铁腕政策？您不是坚定地认为“目的大于手段”吗？每每将司法程序省略、节约到极点的，不正是您自己吗？除却“齐奥塞斯库”几个字，判决书的每一句台词不都是您平日耳熟能详的吗？您记得“人权”这个字眼吗？当在秘密审判和处决政治犯的手令上签字时，您又何曾有过一丝犹豫和迟疑？
更可怕的是，对齐奥塞斯库非常态的审判，人民群众竟毫无异议！偌大一个国家，竟没有一个人公开质疑。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实，早在四十五年前，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命运就在一对意大利人身上预演过了：墨索里尼及情妇克拉雷特。战争尚未结束，一支衣衫褴褛的山区游击队就匆匆宣判了他们的死刑。然后，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组尸首，便像动物一样被悬吊在米兰广场上，待仇恨的剔刀来剜割，等怨毒的鞭子来抽打。
单就这一场面，的确称得上恐怖了。但问题是：在你亲手缔造的那座恐怖半岛上，对手还能想出别的更简单的办法对付你吗？要知道，他们像害怕恶魔一样怕你，怕你再将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甚至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担心你复活。为了活下去，为了释放恐惧，他们只好表现得比你更疯狂更决绝……
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惧的力量！
对齐氏们来说，像纽伦堡或海牙那样的审判庭，简直就是梦中天堂了。在那儿，至少有辩护、有上诉、有旁听、有见证、有表决、有探视……从这点看，他远不及另一位同壕战友——前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幸运，后者面对的不是政敌的恶性报复，而是相对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准则。
我想，在独裁者坐以待毙之时，他对敌人最大的期许或许是：要是这些人信奉民主与理性该多好啊！可惜，要让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几天内学会司法公正与人权意识，简直是痴心妄想、缘木求鱼。太晚了！他们从你这儿得不到的，你也休想从他们那儿得到。因为，他们身上压根没有那东西，没机会生长你直到最后一刻才怀念的东西！难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生长它的种子和土壤给踩烂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死于自己。
二
依靠暴力维持的权力，最终埋葬它的，不会是别的，惟有暴力的掘土机。
长期恐怖的社会氛围，往往导致反恐怖的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它使温和的人也学会了暴烈莽撞。”暴力弹起的是同一种暴力情绪，而理性——即使尚剩一点残渣的话，也早已被仇恨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更严酷的真相是：长期的政治高压，对人权信息的锁闭，对自由文化的防范，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这个国家的臣民和其家长一样头脑简单，行为鲁莽，缺乏正常的公民社会的精神滋养，缺乏民主教育，没有合法审判的经验和参照，没有诉诸理性的意识，没有现代文明习惯和宪政遗传——除了暴力，除了以恶惩恶、以暴抗暴的本能，他们头脑中就再也没输入过别的。
那么，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线！）试图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几个法官或律师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向同胞们大声疾呼：“即使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权得到合法的审判！”……或许确有过这可能，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和不计私利的头脑，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独裁的牺牲品，早已被不容异端的权力提前绞杀了。剩下的，惟有对民主的无知，对人权的冷漠，对武力的贪婪效仿和大肆挥霍。如今，已没有谁挺身拦截那冲向独裁者的拳头和棍棒了（假如他们活着，本是最有希望这么做的。也就是说，那些被独裁者提前杀死的人——恰恰是惟一可能在未来使独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人）。
不宽容只能导致新一轮的不宽容，严厉暴虐只能衍生新一轮的严厉暴虐。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比如像“吉伦特派”那样恳赦国王的温和派）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刽子手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憎恨狂暴与极端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国家中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独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因为那些罹难者，本是惟一力主以正常方式审判自己的人——在未来，在仇恨的烈焰冲来时，本应由他们为奄奄一息的独裁者筑起“防火墙”和“隔离带”！
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独裁与反抗，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模式！反抗者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起别的法子对付昔日仇人！而且，收割暴君头颅的土壤极易疯长新一茬的剃头刀！正像法国十八世纪末始演的那样：从“三级会议”、“国民公会”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百日事变”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头颅如椰子般滚入“大革命”的草筐——最终人们发现：这要求填满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三
古罗马诗人查维纳说过：“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古代暴君多被宫闱篡权者和阴谋家所戮，近现代史上的独裁者，多为激愤的民众或军士所杀。希腊人把诛戮暴君当作公民的义务，古罗马人也将之颂为美德，连西塞罗、弥尔顿等人文学者也公然诩之……可以说，在几千年讲究“德政”、“明主”的传统政治历史上，“暴君当诛”，一直受到民间文化舆论的鼓吹，甚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权力意识形态的唆使（实为篡权者和继位者所盗用）。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反思，该状况才有所转机。
从现代理性眼光看来，这些不择手段只为目的、不计法度只图道德快感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代表大多数人私意的“众意”和象征法理的“公意”常常是矛盾的）。法制与文明、民主与人权，其服务对象乃一切公民。它不仅保护正常人的利益，还负责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和人身安全，侵害哪怕是暴君的人身权利无疑也属理性意义上的犯罪。而这种犯罪，若假道德的名义恣肆膨胀，得不到及时纠正，即会重演大革命的悲剧：一面宣布永远结束专制时代，一面却建立了一个更恐怖更血腥的混乱时代。
美国历史上涌现过很多有争议和得罪人的政治家，但在他们卸职后，在丢开了权杖后，却很少有遭报复的，更不用说暗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封建君主，更非独裁者，很少有独自滥用权力的机会（完备的法治程序和制衡原理会大大减少权力的过失），政治过错很少被看做“一个人的罪孽”，政治家的安全也不是靠权力系统来维系的，离开了权力体系，作为常人的他们反而更安全。即便像尼克松和克林顿那样遇起诉，他们也会面对相应的司法公正和仲裁程序，而非极端性的暴力迫害。
在法治和宪政社会，不同政见者或许会去焚烧国旗，去游行示威，去公开言论，但不会以消灭某个当权者为目标，因为他清楚：自己所反对的，乃政府集体的政治，乃权力机关合议的结果，而非某某的“个人行为”，权力者本人，也只是个政治符号而已。即使他遇刺身亡，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无助于事实的改变。同时，更因为像游行示威之类的行为被宪法充分尊重和保护，所以，即使再激烈的仇视和敌对情绪，由于得到了合理发泄和即时疏浚，往往也不会延伸出更极端的灾难性后果。
惟有在绝对“人治”的社会里，仇恨才会冲着权力者本人而去，因为人们清楚，所有不公正和残酷事实的发生，皆垄断权力的某个人（即“说了算”的那个人）所为，而非法律本身或政府其他成员的问题。既然政府的事即斯人的事，而政治意识形态即斯人的意志所致，那么，人们即会机械地意识到：只有这个人的毁灭，才会给自己带来福音，替国家赢得转机。于是，杀死独裁者，作为一股隐秘的历史愿望和民意冲动，早就在私下里磨刀霍霍了。
民主社会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竞选系统内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它的输赢和变迭都是“精神性”（非“肉体性”）的，远离暴力和武器，故历史成本也最低。而极权社会里的权力角逐，情形则大变，常常要以死亡为赌注：政变、起义或革命，无论维系统治还是颠覆威权，皆以“铲恶务尽”为目标。在一个完全拒绝对话与协商的社会里，任何一点理想的实现都只能靠肉体和性命去博取——就像奴隶主欣赏人兽戏，而斯巴达克则把奴隶主关进狮虎山一样——以恶抗恶，以牙还牙，以命搏命，杀人者被杀——一种最原始、最粗陋、成本高昂的“物质性—肉体性反抗”！
独裁者不仅死亡代价高，统治成本也大得惊人，非法和脆弱的权能离开了死刑和武力，几乎一天也呆不下去。比如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这个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最信奉的就是《君主论》的名言：“军事问题应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忽视军事就会亡国，而精通军事，会使你赢得整个国家。”为此，他颁布了《优军法案》，使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成了军人，将整个国家预算的一半划为了军费。可惜的是，马基雅弗利忘了告诉他：权力者愈嗜暴，暴死的危险愈大。在很大程度上，独裁者无不死于自己的刑罚，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1987年，在博卡萨被处死前，有人替他算了一笔账，若按他自己制定的《刑法典》：其左手将被剁掉三千次，右手将被砍掉两千次，耳朵将被削掉一千回，而脑袋，将被砍掉六百遍……
应该说，从《刑法典》出笼的那一刻起，博卡萨的死，就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入了民间的叙事年表。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历史上的大独裁者有哪一个善终的？不是暴毙，就是流亡。从恺撒大帝到拿破仑，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特鲁希略，从马科斯到波尔布特……独裁者无时无刻不有性命之忧！于之而言，惟一的暂时安全保障即在于威权，只要御座的铜钉有一丝松动，只要有一个偶然，只要从那个位子上稍有一点闪失或游离，即有血光之灾……事实证明，权力者的“万岁”神话其实虚弱得很，不堪一击。比起那些像蝼蚁一样被踩着的百姓来，独裁者的危险系数远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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