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以董其昌为训
作者：何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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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书画艺术稍有涉猎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董其昌，明末松江画派的创始人，一位诗、文、书、画的全才。有人说他是中国文人画的发扬光大者：“有明一代书画，结穴于董华亭，文、沈诸君子虽噪有时名，不得不望而泣下。”这显然有抬高松江派而抑吴门派之嫌，但董其昌身后的影响却相当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乾隆《华亭县志·一五卷》记载，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江浙，利用驻跸松江检阅提标兵水操的空闲，特意为董其昌祠堂题写了“芝英云气”四字匾额，并附有一个长跋：
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野，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观其结构、字体，皆原于古人，盖其生平多临摹《阁帖》，于《兰亭》、《圣教序》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书家所谓古钗脚，殆得是耶！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根祗则皆出于晋人，赵孟頫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古法。朕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敻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与功力俱优，致此良不易也！
康熙皇帝对董其昌真是推崇备至，对其“若不经意处”的笔意都有独绝丰采的赞美，至于浓淡相间的用墨之妙更让他叹为观止。
爷爷喜欢，同样爱好书画的孙子乾隆皇帝也认为董其昌“书画神味萧远，超轶古人”。
帝王的喜爱不是评判书画艺术高下的标准，但也绝不是信口开河，他们居高临下的位置，尽阅天下艺术佳品，目光之高，让他们竖起大拇指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董其昌出身在一个只有二十亩贫瘠之田的小户人家，生活并不富裕。像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他以仕进为人生目标，却屡屡名落孙山，一度以教书谋生。他当初并没有注目书画艺术，也没有从小习书，与书画的结缘始于一次不大不小的人生刺激——十六岁那年，他参加府学考试，文章写得漂亮，理应第一，但主考官认为他字写得实在太蹩脚，而把他降为第二名。明代科考以八股取士，制艺要求按破题、承题、起讲等八部分阐明所论，同时也要求以乌黑、方正、光洁的楷书书写，是为“台阁体”。这种字体虽谈不上什么艺术，但还是中规中矩的。董其昌的名次因此被降级，可见他当时确实写得不能入眼。对自尊心极强的董其昌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从此他发愤临帖摹碑，在书法上下功夫。人生需要动力和刺激，有自尊心和事业心的人，别人的一个举动、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会成为助推器，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与元代的书法大家赵孟頫五岁入小学学书相比，董其昌十六岁才开始练字，显然已经错过了习书的最好时光，他却以此起步，十几年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勤奋努力，终使书法功夫精进，山水画也入得其门。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他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例如，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因为一生清廉，身后萧条，他便自告奋勇，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
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联袂登门拜访，不断前来巴结讨好。这时，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
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
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从而腐蚀、迷乱人的本性，使之异化、变质。
明末江南，大凡有着显宦头衔和赫赫声名的人，无一不是家财万贯者，而这些有钱很少有不学坏的，在董其昌之前、之后，都有相当数量作恶乡里的恶霸。
董其昌怎么样呢？
明太祖朱元璋的官吏政策是，一方面用严刑峻法的铁腕统驭文官武将，制造了若干牵涉面极广的大案、要案，但也给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吏以相当的照顾，对在职的以及致仕在家的离退休官吏制定了相当优厚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特权就是免役。他曾特降诏令说：“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在朝为官僚者，不仅享免徭役，而且在人身等级和土地所有权的方面也都受到照顾，并受到法律保护。致仕官员变成乡绅后，除免役外，其尊严亦有法令的保障：“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叙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者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辱者论如律。”
明朝的这种政策加上八股取士，就是鼓励读书做官，一个人一旦中了进士，做了官，那么，不用多久就可以从贫无立锥的书生变成一个田连阡陌的地主，所谓“家无担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于是，仕宦阶层迅速兴起，而致仕后的绅衿也极度膨胀，都享受着政治和经济上的豁免权。这样，弊端也随之产生了，许多人就干脆把入仕做官当做买卖来做，先捐点钱入学读书，混个生员文凭。因为有了这个资质就有了某种实际好处，同时创造了朝上走的可能，以后就可再伺机谋取更大的利益。
实际上，一个士子一旦中举之后，情况瞬间发生改变：上门报录的人在报喜的同时，就用早已准备好了的棍棒从门外一路打进来，将厅堂窗户全部捣毁，美其名曰“改换门庭”，跟在后面的工匠，立刻动手修缮，并且负责终身保修。攀附的人也接踵而至，通谱的，招女婿的，投拜门生的，各色人等应有尽有。还有人干脆以急需用钱为由，送上大批银子，做政治投资，视为找到了最牢固的靠山。一时间，中举之人的待遇立刻改变，立马高人一等，威权赫奕，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如果中举之人是赴婚丧之宴，还不与平民同坐同吃，可在另外新盖的大宾堂里受人侍候。
明中期以后，徭役日益繁重，为了维护官宦的利益，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明政府制定了品官“优免则例”。按照这个规定，凡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依次递减，降至九品免粮六石、人六丁；外官（各省官员）减半优免；教官、举人、监生、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二丁。并规定，自后“凡遇编审徭役，悉照今定则例施行”。人的欲壑是无法填满的，好了还想再好，能多减免的就挖空心思再多减免，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的缙绅地主，同时又可依仗各种政治势力，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用飞洒、诡寄、投献等手法，非法扩大优免田范围，甚至还“包揽亲戚、故旧、门生之田实其中”，用来谋取利益。而无权无势无门路的百姓的境地却十分悲惨。例如，松江地区的佃农“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够二三月饭米”，“瓮牖贫民，鹑衣百结，豕食一岁，反共出死力以代大户非常之役”，社会的贫富悬殊到了何等地步可想而知！
万历年间绅衿阶层的扩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在经济发达的江南，这些绅衿阶层剥削、掠夺的手段和方式也愈来愈卑鄙、残酷和凶狠，许多不轨之徒如胥吏、痞棍、青皮无赖也纷纷投靠过来，作为他们的爪牙。也有一些走投无路的一般小农，稍有田产，仅可生活，但经不起苛捐杂税和里役的剥削，也投靠乡绅之门为奴，借以逃避对国家的负担。而其中的退休官员敢于如此嚣张，置王法于不顾，是因为有朝廷的政策保护。他们本人原来都是朝廷命官，级别高于地方官员。现管的人不敢得罪老上司，再加上明人重视同乡会、同学会，在政治上表现为党争，都是利用在朝的同乡、同榜领导的关系来控制地方官吏，有了这么多的特权和便利，他们做起坏事来也就有恃无恐。一张张社会关系的大网，撒播在江南乡野的天空，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这一张张网就会从天而降，将有关的人与事统统网住。
在私欲横流的无序社会中，在滚滚而来的经济大潮中，仗势欺人的，为非作歹的，巧取豪夺的，贪赃枉法的，贿赂公行的，泥沙俱下，混杂其中。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其中退休官员的晚节，以及亲戚、属下的管束教育，也成为地方和社会不容回避的一大问题。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和混乱的经济秩序中，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从中浑水摸鱼，出现几个做得特别出格的人也就不奇怪了。而在以人品道德标注的文人雅士中也有这样的奸宄之徒，则多少会出乎人们的想象，因为在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中，毕竟是以知书识礼为道德楷模的。而一旦有这样的文化人作为恶势力的代表，社会的发展也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董其昌的同乡前辈徐阶就是一个显例。
徐阶曾任明嘉靖朝内阁首辅，入阁十七年，政治上的表现不能说不好。他一直是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严嵩的死对头，也是大力提拔名相张居正的恩公。但徐阶于隆庆二年（1568年）致仕后回到松江，依仗明政府赋予的种种特权而横行乡里，在苏、松一带占有大量田地，还垄断了这一地区的某些商业部门，其富有比严嵩还要更胜一筹，据说家族成员多达几千人，田产多达二十四万亩，单在华亭搜括的地租，每年就有米一万三千多石，银九千八百余两，还不包括上海、青浦、平湖、长兴等处地产上的所得。他还纵容子弟家奴横暴闾里。清官海瑞巡历到松江的时候，“投牒诉冤者，日以千计”，可见他为害一方有多严重。海瑞对此稍作了解，就被吓了一大跳：“产业之多，令人骇异。”
尽管徐阶曾是海瑞的救命恩人，以刚正闻名的海青天还是如实地向皇上报告了他所知道的情况：“臣于十二月内巡历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向府县官问故，群举而告曰：‘夫民今后得反之也。’向诸生员问故，则又群声而言曰：‘民今而后得反之也。’乡官之贤者亦对臣言：‘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再后状不受理，民亦畏不告诉。日积月累，致有今日，事可恨叹。先年士风不如也！’”
海瑞不可能认识到，士风的败坏直至官逼民反的肇端，正是明代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没有腐败的土壤，即便人性中的丑恶滋冒出来，也不能构成对社会的危害。在专制社会，有权就有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贪鄙的官员正是利用制度的缺陷和手中的特权，无偿占有公众资财。当时的情况已严重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忠于职守的海瑞，不得不向最高当局提出，要徐阶退田，并惩罚触犯刑律之人。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徐阶受到了查处，但对于一个曾经担任过首辅的人来说，这个教训无论如何都是发人深省的，为什么知书识礼的读书人一度出任政府要职的官员后，会利欲熏心堕落到这般境地？
仅仅从道德层面上去看待这个事情，是无论如何都不得要领的。政策容许他们拥有特殊利益，社会的腐败引导他们往堕落的路上走。一如顾炎武所说：“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再加上他们管不住自己的亲信、部下、子弟，以及投靠来的不屑之徒，自己也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或者干脆胆大妄为，置情理、法度于不顾，尽情地享受着商品经济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好处，同时又把商品经济纳入地主经济的轨道，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罪恶的发生就是不难想见的。
社会风气和制度所形成的人生哲学，就是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这是晚明的时代本色。而一旦权力和名气结合起来，知识分子的堕落比什么人都快，都歹毒。对他们来说，道德规范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也许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面前又往往不堪一击。正是在这种腐朽的土壤中，清除掉一个徐阶后，又会冒出礼部尚书董份等其他恶霸乡绅来，其中还不幸钻出个以书、画、技艺、鉴赏闻名于世的大官僚董其昌！
董其昌，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董其昌的贪婪也的确不比他的同乡前辈逊色。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董其昌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阶，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在贪鄙、横暴、无耻方面，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本人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实足年龄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更可恶的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是董其昌强抢民女的主凶。而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张言批评。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事情发生后，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却依然不放过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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