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席吕塞尔堡的韩加而特

作者：陈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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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27年，巴金先生就发愿要把被法国文豪法郎士称为“俄国革命的贞德”的薇拉·妃格念尔所写的《回忆录》译成中文。这本《狱中二十年》就是回忆录的第二卷。巴金以他特有的笔调写下这样的话：“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的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这本书所写的，是薇拉·妃格念尔对她在“俄国的巴士底”席吕塞尔堡监狱二十年的回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俄罗斯大地承受深重灾难的时代。沙皇的专制一次次地残暴镇压了一群充满正义感与历史良知的知识分子。“民意社”活动时期，当局就在席吕塞尔堡特地建立了一个可以容纳四十人的监狱，专门囚禁民意社党员，并且把这个小监狱变成一个充满血腥气味的巴士底狱。
　　 有一位参观席吕塞尔堡的官员曾经留下这样一句话：“从这儿他们只有给人抬出去，他们决不会走出去的。”由此可见这个监狱的恐怖程度。席吕塞尔堡监狱头几年就死了十五个人，有的因反抗而被枪毙，有的为了引起外界注意而自焚，更多的是发了狂。即便是一些政治犯出狱之后，他们的生命力已经在监狱中耗尽，以致再也没有办法在自由世界中生存，不得不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对犯人绝食，从来没有把犯人的牙齿敲掉以便灌食的记录，面对女犯人，也没有强奸的习惯，更加不会在执行死刑之前割掉犯人的喉管，或者挖出犯人鲜活的肾脏。薇拉·妃格念尔用令人窒息的笔调描述着她二十年的狱中生活，但在那冷硬如冰如铁的狱旅生涯中，在那暗无天日的棺材一般的囚禁中，总是不时闪动着人性人道的光辉，就像密布的乌云之间透露出来的阳光，让人在绝望之中看到一丝希望，在孤独之中看到一丝温暖。这对我们来说无比陌生的光辉，不是来自难友与同志，而是来自那个冷硬残暴的制度中的人，来自站岗的宪兵，来自监狱中的监察长、狱医乃至司令官。在薇拉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漏过这群站在良心犯们的对立面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光辉，三十多章的《狱中二十年》，就把一章留给了席吕塞尔堡监狱的司令官韩加而特。
　　 直到薇拉作为一个自由人撰写她的回忆录时，她对韩加而特仍然充满感激。她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他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的确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想着他就不由得不充满了感激。他曾经帮助我们度过了痛苦的时期，保全了力量，在他不能完全做主的条件之下这已经是他的极大的努力了。”
　　 当薇拉即将被转到席吕塞尔堡的时候，她狂暴地要典狱告诉她的母亲：“告诉她不要伤心，我只要有书读，我只要时时得到一点她的消息，这就是我所要的东西。”亲人之爱与真理，是一个人活下去并且有尊严地活下去的动力。然而席吕塞尔堡一开始并没有为她提供与母亲通讯的任何机会，而给她以及她的难友们一个相对广阔的阅读空间的，则得赖于司令官韩加而特的努力。韩加而特为这些犯人们做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添置狱中图书馆的书籍与研究资料。
　　 薇拉刚被投进席吕塞尔堡的时候，监狱图书馆只有一百六十种书籍，根本不能满足犯人们的基本阅读需求。1894年薇拉试着向监狱司令官韩加而特提出一个要求：“既然狱中图书馆内书籍非常缺乏，他是否可以给我们向圣彼得堡的公立图书馆登记几个名额，由宪兵代我们去借书还书。”这样的要求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一群与这个专制体制为敌，甚至刺杀沙皇，被判数十年乃至无期徒刑的革命分子，居然对狱中图书馆的存在还不知道满足，而且要向首都图书馆借书！然而韩加而特却回答说：“好吧，我会安排它。”几天之后，一整箱犯人们挑选的书籍便被送进席吕塞尔堡的活棺材之中。当在这些书中读到英国知识分子的合作运动的时候，薇拉写道：“这事实不是可以鼓舞我们、温暖我们的僵冷了的灵魂吗？面对着这个蓬勃的生命和它那些为民众谋幸福的新的分歧，我忘记了我的监狱，忘记了我的不能活动的处境，忘记了我自己个人。”个人的身体可以被囚禁，自由可以被限制，但是精神是不能被囚禁、限制的。书籍能够推开任何人为的高墙，把人的精神与历史、与社会、与已往的哲人的智慧联结起来，在这一切交流中犯人们才能汲取生命的能源与力量，获得活下去、战斗下去的勇气。然而，这种活棺材与公立图书馆的联系两三个月后就被警察总署禁止了。1896年，席吕塞尔堡的政治犯们又向韩加而特提出了一个要求：向圣彼得堡的流动博物馆借用标本，以进行研究工作。在韩加而特的帮助下，他们不仅得到了研究所需的石头、标本、仪器，更重要的是，博物馆主动要求他们制作各种成套标本，以给中学和小学教学之用。于是，犯人们忙开了，他们做了几百张说明花的各个不同部分的玻璃切片，收集了成套的岩石、矿石、生矿的标本，采集了大量昆虫样本。这样的工作虽然并无革命意义可言，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活棺材与外面的自由世界取得了联系。正如薇拉所说的：“博物馆的工作结成了连系死人与活人的一根带子。我们因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存而引起的痛苦也渐渐地消失了。我们因被人永久地从广大世界拖开，知道我们永远失去社会工作和社会目标而引起的始终无法排遣的悲哀也渐渐地平静了。”对于任何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保持心灵自由、点燃心灵的明灯以对抗他所承受的黑暗与苦难更重要的了。一个人能否在无边的黑暗中坚持自己的理想、信仰，根本上取决于他的意志是否足够坚定。而书籍提供的精神资源，乃是点燃心中的火焰、确认心灵理想信仰的最大的力量，即使是纯粹无关心灵的自然科学研究，也足以让失去自由的人们转移对自己的艰辛处境过多的注意力，保持身体与心灵的健康。法律以限制革命者的人身自由作为对革命者的惩罚，但是法律决不会规定必须彻底剥夺革命者的精神资源甚至把他们逼成疯子。韩加而特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充分尊重革命者的权利和合法需要。
　　 对于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事业的革命者来说，失去人身自由之后最难于承受的，是孤立无援的恐惧。即便一个正常的生命，要保持基本的健康，也必须进入社会，与他人交流。当薇拉被投进席吕塞尔堡监狱的时候，革命被镇压了，组织被破坏了，执行委员会被消灭了，他们看不到人民与社会的支持，只看到专制的死结牢不可解。他们甚至连自己的身体的支配权都失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不知道怎么死去。这样的绝望是彻底的，而最可怕的是精神崩溃。无论如何，对薇拉这样的革命者而言，即使她被百般摧残，甚至被处死，也是她的胜利。当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薇拉的宗教，肉体的消灭只能激发她殉道的激情，激发她的荣誉感、尊严感与胜利感。当一个人向整个社会、整个专制体制发起战斗的时候，他只是在为他的尊严、信仰践履自己的命运，这时失败甚至肉体的消灭成了一种选择，一种宿命。薇拉刚进席吕塞尔堡的时候，发现整个监狱就像个坟墓，每间监房都是活棺材，厚厚的石壁隔开了这群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在这死人般的静寂中，他们用敲石壁的方式交流。敲壁的方法是按照俄文字母顺序反复敲，直至组成单词、短语、句子。供薇拉们散步和种花种菜的小园子也用双层板壁分隔开来。而薇拉们则用工场的工具在双层板壁上凿开小口，这样他们便可以自由地交谈、见面。一些督察长与宪兵对这种破坏单独禁锢的狱规的举动大为不满，然而司令官韩加而特并没有把他们重新推进彻底的隔绝、彻底的孤寂的境地，相反他以园子里缺少阳光为由，向警察总署请求，将密实的板壁上面部分改装为木格栅，这样薇拉们便可以把长凳放在板壁前面，通过木格栅相互见面与交谈，甚至相邻两三个院子的人还可以在一起学习。薇拉把这称为“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合法的革命”。
　　 在薇拉的回忆中，二十年的席吕塞尔堡生涯，“韩加而特无疑地占了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薇拉对韩加而特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充满感激。韩加而特作为席吕塞尔堡的一任司令官，他必须上对沙皇、警察总署负责并受其支配，下面对体制中的宪兵和这群被专政对象。在这夹缝中他是怎样才能在保持良知的前提下处理好自己的角色的呢？
　　 在斯陀夫人的著名小说《汤姆大叔的小屋》中，斯陀夫人说到，白人庄园主监督黑人奴隶的时候，常常会用黑人监工，这样黑人监工往往更加得力，也更加残暴。“我们常听到，黑人监工比白人监工更残暴，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歪曲了黑人的本性。其实，这只说明，黑人的心灵比白人的心灵受到更大的摧残和压抑而已。这种现象不仅在黑人中如此，在世界上，一切受压迫民族中都是如此。如果给他机会的话，一个奴隶常常会变成暴君。”专制体制中人与人的关系通常呈现为一种普遍的奴役关系。任何一个人只要掌握一点社会资源，掌握体制赋予的一点权力，掌握一点因资本而拥有的权力，便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权力去满足他无止境的欲望。奴隶主对奴隶拥有完全的人身支配权，而对处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监工而言，一个黑人监工因被授予管理权而在他的同伴中凸现他的优越性，便必然更加苛刻地对待他的同伴。这一方面固然是满足他自己扭曲的人性欲望，另一方面只有在他的主子划定的限制奴隶的圈子中再圈一个更小的圈子，比他的主子更加严厉苛刻地限制奴隶的权利与自由，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奴隶们的尊严，他才能万无一失地保住他的监工的位置。在沙皇极其黑暗残暴的统治下，俄罗斯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为沙皇的专制政治注入一丝拯救的希望。不论是民众，还是专制体制内的宪兵、司令官，他们都成为人道主义精神的承载者。专制主义的特征是不把人当人看，人的身份一旦被定为“臣”、“民”，便必须像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一样服从他们的角色对他们的义务要求，一旦被定位为“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便从“人民”的阵营中被开除出去，从“人”的阵营中开除出去，成为“国民公敌”。而人道主义本来就凌驾于身份、阶级、民族、国家之上，其特征是把人还原为人，把人当人看。在席吕塞尔堡的韩加而特看来，人首先应该是人，然后才是制度中的某一角色。因此他在看待监狱里的人们的时候，也同样首先把他们当人看，当人尊重，然后再把他们当犯人看。他“总是设法不让警察总署和内务大臣的复仇的手挨近我们”，“他认为，失去自由、工作、亲戚朋友，这已经是重的处罚了，要是给我们加上什么，那就是过分的残酷了”。甚至韩加而特曾当着这些政治犯的面向宪兵们发布命令，不准宪兵的手挨他们一下。作为监狱的司令官，韩加而特不一定赞同薇拉们的政治理念，更不可能赞同薇拉们的暗杀等革命活动，但他面对这些犯人，并没有把他们从人的身份中开除掉。虽然国家法律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并且对他们做出严厉的惩罚，但是韩加而特并没有在这严厉的惩罚之上再推进一步，而是在国家制度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充分尊重他们的尊严与权利——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无论如何，阅读、交流，总是一个正常人的基本需要。而薇拉们却面临着这种需要也要进一步被剥夺的，以至精神萎死，乃至发疯的危险。从来没有一部法律规定必须把犯人逼疯，从来没有一部法律规定可以用扼杀精神的各种手段把犯人们推上自行了断的深渊——即使最残暴的暴君最严厉的审判也不会如此。但是制度的执行者则可能沿着制度的罪恶继续推进，把犯人逼疯，把犯人逼向自行了断。一种专制制度之下，人有没有人性残存，有没有人道主义的微光，就看这一制度的执行者，到底是在法律的残暴之外以人性的光辉去缓解这种残暴对人的尊严的摧残，给人一丝活着的希望，还是在法律的制裁之后继续沿着这种制裁更推进一步，把人逼成疯子，把人逼向绝境。鲁迅在《暴君的臣民》中曾经沉痛地写下这样的话：“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中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当暗杀清廷大臣的徐锡麟在大清的刑场上引刀成一块，奴才们把他的心肝炒了吃，口里咀嚼起徐锡麟的心肝，这个民族便已经走到了溃亡的边缘。不要以为炒心肝、割喉管只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殊事件，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人性在一种无比恶劣的制度下的扭曲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体现出来的是整个社会整个文化在捍卫人作为人的最基本最底的底线上已经是那样苍白无力，体现的是一种失去良知的制度下失去良知的人们在丧失人性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在《良知的弹性》一文中，摩罗先生说到：“在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中，人们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和自由，都有赖于制度的执行者和承受者以自己们的共同努力，在制度的严密笼罩和残酷压制下形成一定的弹性。这么一点弹性才是人们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所在，也为未来能够争得多一点的自由提供一点微茫的可能性。”因此，“看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有没有改变的希望，也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民众有没有足够的品质、素质和良知用以构成抵制残酷制度的压迫与戕害的弹性体系。这个弹性体系存在于人的内心，是人性中较为光明较为美好的那些因素的体现。它是从人们的良知中生长起来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对规范体系的戕害力的抗议与抵消”。在薇拉的席吕塞尔堡生涯中，她固然绝望于她的民意党的消失，民众、社会的不支持，但是正因为有了韩加而特们身上闪现出来的良知的微光，使他们不致于在惨无人道的专制制度下窒息而死。薇拉的母亲祝福她入狱的女儿的时候说：“也许有朝一日你也会得到一件意外的快乐。”薇拉所记载的两件“意外的快乐”，一是一个军官显然不是无意地留下一张报纸，使这批政治犯在监狱的高墙中得到片刻的亮光。一是韩加而特为他们借到圣彼得堡公立图书馆的图书，再次照亮难以承受的黑暗的狱旅生涯。这两件“意外的快乐”，明显都是来自制度维护者的有意松懈。在近于棺材的监狱中生存，说“快乐”还不如说是“尊严”。因为当一个人赤手空拳，甚至被戴上镣铐与枷锁，去面对一个正在使用专制权力的政权的时候，任何对他的精神的侵犯与肉体的摧残，哪怕是语言上的威吓、侮辱，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亵渎。一种专制制度对其反对者的惩罚永远只会止于自由与生命，而这种制度下权力者人性的扭曲，就会沿着制度的丑恶更进一步，在剥夺人的自由的时候还乘机展示他们人性中的肮脏、下流的一面，肆无忌惮地蹂躏人的尊严。因而，良知的弹性正在于使一个人守住做人的底线，把他的反对者视为人而不是非人进行惩罚。
　　 俄罗斯是“知识阶层”一词的发源地，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了人民的幸福而不惜与强权抗争，不惜被送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与世隔绝的席吕塞尔堡的知识分子。从诺维科夫、拉吉舍夫，到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既是俄罗斯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然而，我们在为这些巨人们惊叹、激动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站立着还有韩加而特们，不要忘记即使是在俄国的“巴士底狱”中还有那样知道把人当人看，知道必须尊重人的尊严的韩加而特、小宪兵、狱医们。没有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土壤，这些巨人们都将黯淡无光。
　　
　　 （〔俄〕薇拉·妃格念尔著：《狱中二十年》，巴金译，三联书店198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