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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与武功背向走势的见证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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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煌煌，武功烈烈”，是前人对业绩较为出众的王朝或君主常用的赞语，一般都带有夸饰的味道。其实，“煌煌”与“烈烈”兼而有之的例子是很为少见的，相反，两者倒常常有背道而驰的情形，北宋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它使人想起股市上的ｋ线图——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时间段里，文治和武功，一条阳线一条阴线，分别向上向下，构成强烈的反差。
一
一般学人公认北宋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巅峰时期，主要想到的大约都是它在文化艺术方面达到的高度，而就广义的“文治”来考量，它的超越前人也不输后人的文官体制——从培养（教育）、选拔（科举）、考核、监察到由中书、枢密、三司构成的“内阁责任制”等等，在整个人类封建社会史上，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至于“武功”，则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大帝国中，没有比它更软弱更差劲的了——最后竟然落得父子两代皇帝当俘虏的下场。这段反差异常而内涵丰富的历史，其寄兴生慨之用，似也无涯。
开封便是这轴历史图卷逐段展开时不可或缺的背景，是这段历史戏剧演出的中心舞台，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见证。
作为大帝国的首都，开封的地理条件是不太理想的。首先，它无险可据，不像长安有黄河与秦岭做天然的屏障，阻隔着来自中原的攻击，甚至也不如洛阳，西有函谷，东有虎牢，多少能起到御敌于都门之外的作用。开封，则暴露在黄淮平原的北部，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长驱直入。当年孙膑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之所以能够奏效，就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开封（大梁）的这个弱点。其次，它既然外部防御条件差，也就更谈不上拥有像关中一样在有效防御圈内的后方基地，后勤供给没有保障。开封得以成为帝都，并见证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真有点时格势禁、勉为其难的味道。
第一个将开封定为帝都的是后梁太祖朱温（这个人名声很臭，以至后梁长期被后人视为伪朝，直到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时，还做了一段长长的说明来解释何以要把后梁列入正统。总之，从那以后，后梁的地位才被“合法化”）。开封是朱温的老巢，公元907年他称帝以后，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因为指挥作战的需要，公元909年，他从开封迁往洛阳。四年后，他儿子朱友贞从弑父的兄长朱友硅手中夺得政权以后，又将都城迁回开封。朱友贞在位虽说达八年之久，但一直战争不断，而且所辖领土不过是略大于河南、山东两省的地区，实在没有能力大规模建设首都。后唐李存勖于公元923年灭了后梁，定都洛阳，罢去了开封东都的名号。十三年后，石敬瑭建立后晋，又把都城搬回开封。石敬瑭皇帝当了不过六年，他的儿子石重贵不甘心在契丹人面前称孙皇帝，引发了一场战争。辽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南下，打头阵的先锋是后晋降将张彦泽。此人长着一双豺狼的眼睛——夜里能放出黄光，心肠则比豺狼还凶狠。他的军队进了开封，大肆抢掠、杀人，三天后，从宫内到民间，大约凡是能拿得动的东西都被抢光了。耶律德光后来以剽掠罪把他处决，开封百姓争着从他身上割肉吃，可是那只能解恨，损失却再也补不回来了。契丹人嫌中原太热，住不惯，而且，他们除了“打草谷”（抢掠），并无意直接管理中原。过了两个多月，耶律德光在开封举行了建国称帝的仪式后，撤军北还，同时掳走了包括石重贵以下的几乎全部皇室亲贵和朝廷大臣。乘此权力真空的良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带兵南下，进入开封，建立了后汉。刘氏政权只维持了四年，便被重兵在握的郭威取代了。郭威建立的后周也只有十年的寿命，虽说这十年中，柴荣在位的六年里，国家形势逐步好转，但财力物力主要投向对南唐和辽国的战争，首都的建设还排不上队，因此，到公元960年北宋立国时，赵匡胤接手的是一个狭逼、败破、毫无帝都气象的开封。
对于开封在地缘政治上的局限性，赵匡胤是有足够认识的。但他即位于仓促之间，一开始决不可能打算重新建都，而在此后十七年的当政时期，他却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迁都的构想。但是，统一国家的战争终究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于迁都这种伤筋动骨的事，条件不具备时，谁也不敢草率从事。当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赵匡胤便启动了西巡洛阳的壮举。皇帝出巡，可不是小事，还在准备阶段，京西南面转运使李苻就上表陈说御驾西行有“八难”，加以谏阻。尽管李苻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他的观点显然反映了相当部分官员的意见，赵匡胤却未加理会。他之一定要去洛阳，除了重返故地去追寻儿时的旧梦，主要目的就是实地考察洛阳，为迁都的决策做准备。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夹马营，面对毁于战火的旧日兵营（赵匡胤的父亲是禁军军官，后唐时全家随军住在营内），发出感叹说：这地方还是要修复供禁军驻屯。大臣们听出他话里打算迁都的意思，内心反对但不敢表示。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追随赵匡胤二十余年，作战勇敢，很受信任，找了个机会提出建议说：“东京（开封）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理由是切中要害的，开封有汴水的漕运之便，“八十万禁军”的给养不成问题，但赵匡胤听不进去。群臣便通过晋王赵光义来做说服工作，道理还是迁都如何不便之类。兄弟俩感情虽好，此刻却话不投机。赵匡胤说：“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赵光义听到他说以后还要迁往长安的话，更不理解——关中自唐末战乱以来，残破荒凉，较河南更甚，如何去得？也许哥哥在和臣工们赌气？于是跪倒在地，进行更恳切的劝谏。赵匡胤只好进一步解释：“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赵光义并不认同，反驳说：“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这句话当场令赵匡胤为之语塞，事后他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他虽然是武夫出身，却很有政治头脑，深知政事与兵事两者的关系不容易处理好：穷兵黩武一定带来民生疾苦，而武备不修最终会陷于内患蜂起、外衅丛生的危险局面。面对着赵光义这个“在德而不在险”的命题，他并不以为然，但却很难反驳。于是，迁都之议被搁置下来。
从洛阳回到开封不过半年，赵匡胤就病死了。接班人是赵光义，国都西迁的问题自然再不会有人提起。虽然以开封为永久性的首都有违赵匡胤的初衷，但北宋一朝的帝王们（从赵光义到钦宗赵桓，包括长期垂帘听政的仁宗养母章献皇太后）却大体上都遵循着赵匡胤倡导的政治路线。一百五十年间（从赵匡胤死后算起），北宋在封建社会史上，以最开明的政治、文化形态和最软弱的军事、外交格局，写下了独特的篇章。其时，开封在发展中走向繁荣的顶峰，成为远胜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这是赵匡胤政治理念带来的成果），最后在异族的入侵中以罕见的悲惨方式被毁灭（这也是赵匡胤政治理念所造成并基本被他预见的结局）。
开封的城市建设也反映着上述的历史逻辑。由于赵匡胤并不属意定都开封，而且他又是个一贯强调节用惜物的开国之君，所以，开封始终没有像隋、唐经营长安那样追求气魄宏大，它也不是按照一个完整的规划所修建，而是在汴州旧城的基础上，经多次改造扩展而成。开封城内外共有三重，最中心的叫“大内”，也就是皇城，原来是唐代节度使的衙署，自后梁开始被改修成宫殿。皇城外面是内城，也就是汴州旧有的州城。内城以外的是五代时修建的外城，北宋各朝曾多次重修或扩建，但周长不过四十余里，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较唐时的长安（面积八十四平方公里）小了一半有余。由于经济的发展，更由于大国首都庞大的寄生群体居住和消费的需要，开封的商业区向城外大大拓展。这当然给防务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以致后来京师保卫战的前线必须设在数十里外的黄河以北，因为只要敌军过了黄河，开封就完全暴露于敌前，它的城墙基本失去了守险的意义。
赵匡胤深知开封在防务方面的缺陷，他更懂得京师安全对帝国的重要，在不具备迁都条件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着力建设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禁军”，集中驻屯在京畿及要冲之地，拱卫首都。为了保证禁军的质量，他一方面多次有计划地从饥民、流民和地方保安部队（厢军、乡军）中选拔孔武有力、弓马娴熟的壮丁入伍，一方面积极推行士兵职业化，终身不退役。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禁军的数量不断扩大，他本人通过政变上台时，禁军不足二十万，一百年后翻了三番有余。《水浒传》里称“八十万禁军”，其实早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五万。正如赵匡胤所预料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最终给北宋百姓带来不堪承受的负担，成为导致社会动乱直接和重要的原因。
而且，这种不断膨胀的军事政策，十分有悖于赵匡胤的政治初衷。赵匡胤虽然出身军人世家，前半生一直厮杀疆场，而且是靠着军队的拥戴登上帝位，但他终其一生对军队、对战争，对穷兵黩武、开疆扩土似乎没有多少好感。在这方面，他至少有如下一些表现：
（一）他对军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为了彻底解决晚唐以来军阀割据危害皇权的积患，登基不久，他就撤消了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这两个最高级的军职（他本人正是从殿前都点检的位置上被拥立的），次一级的将领则选拔年纪较轻、资历较浅的军官充任，至于“老帅”们则一律光荣退休（被授予很高的名位和俸禄后交出兵权）。将领们经常调动，但军队并不随行，所谓“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朝廷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的部门是枢密院，枢密院的首长枢密使和宰相（中书省门下平章事）平级，和三司使（计相）一起构成政府的最高权力核心。作为文官政府的部门，枢密院掌握军权，但并不统领军队，直接带兵的将领管着兵，却不能从防区里随意调动一兵一卒。这样一来，军人培植私人势力的情况被杜绝了，当然，军队的作战能力不免会因指挥机制的缺陷而受到影响。
（二）他从不抱有向非汉族地区扩张的意图，主观上有意识地回避与任何外族的战争。赵匡胤在位十七年，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基本上贯其始终，但战争对象都是汉族地区的分裂王国。他在征服了孟昶的蜀国以后，手挥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走向划了一条线，说道：“大渡河以西，非吾所有！”这个动作很典型，充分显示了他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征服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周边地区，代价太大，收获甚少，得不偿失。以他当时的实力，要走汉、唐扩张的老路，并非不具备可能，而且困难和阻力更小一些，因为，当时除了契丹稍呈强势，其他的如吐蕃、南诏、高丽等都已在内战中衰落，容易下手。可是，赵匡胤终其一生从未像前代那些雄图伟略的帝王一样对“蕞尔蛮夷”“躬行天讨”。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强大帝国的君主，在这点上，他无疑应该被看成难得的“异数”。
（三）他虽然直到临死才基本完成国家的统一（北汉仍未征服）——可说是打了一辈子仗，但他对于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却深有体会，因此，他极其反感战时屠杀俘虏和百姓的行为。同是功臣的曹彬和王全斌的不同结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曹彬兵下南唐，生俘李煜，据说做到了“不妄杀一人”，班师回朝，赏钱五十万，随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并兼领忠武军节度使（类似今天的总参谋长兼大军区司令），这样的兼职安排，前所未有，真可谓位极人臣了。而征服后蜀的北路军主帅王全斌呢？由于掳掠百姓、滥杀降卒，被立案审查，差点连脑袋都丢了，被特赦以后，贬往随州这种边远地区一呆就是十几年，直到临死前三个月，才恢复待遇，重新起用。同样的例子还很多，这充分证明赵匡胤对于战争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战争中的种种暴行，确实是相当反感的。
赵匡胤的上述军事思想和国防路线，在整个宋代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当然，也难免有些走样，比如，因为强调不对外用兵的原则，竟发展到面临强敌时一味委曲求全，以牺牲财富和尊严去换取和平。从太宗、真宗到仁宗，对辽国和西夏的政策都是很典型的例子。神宗在位时，大约对于王安石有太高的期望值，颇有意振军经武，又是设“武学”（军官学校），又是扩军，结果却并不理想，由于坚持士兵职业化的禁军制度，军队的增多造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他的儿子哲宗赵煦即位时是个小孩，祖母高氏掌权，废除新法。哲宗亲政以后，宣布要继承父亲遗志，重新起用新党，前后两次人员大换班和路线大调整，政治上动静很大，但在军事上却没有什么大动作。以后的徽、钦两朝，由于金国的崛起和不断南侵，北宋的国防日见衰弱，并最终走上了覆亡之路。
二
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的北宋朝廷，却造就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内极其辉煌的局面。相对宽松和开明的政治环境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因此，开封也就成为惟一一座没有经历过皇权暴政的古都。它虽然不宏大，却未曾因为杀戮理性和良知的横暴而蒙上耻辱的阴影，相反，由于见证了一个时代文化（文学、艺术、科技）的辉煌成就，在众多古都中，它独具一种祥和的色彩并从而光照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