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也谈“启蒙”
作者：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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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学者呼吁国人回归五四启蒙传统时，汉语知识界应者寥寥。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过时，继续启蒙等于自甘落后，几乎是汉语知识界在世纪末的共识。现在二十世纪已是往事，我则认为，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的理念还未能切实传达给广大的民众，电视屏幕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帝王形象，普通民众仍在期待强势个体的拯救。许多文本依然将公民称为群众，我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等还在前现代和现代之间摇摆。在这种生存情境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能不追问：启蒙在中国真的过时了吗？中国能不能越过启蒙直接进入后现代？
答案其实不言而喻。
但是反对启蒙的声音曾经如此响亮，一度遮蔽了对于启蒙的吁求，其中必有可玩味乃至可借鉴之处。重视异见并同持异见者对话，本是启蒙主义的基本立场。启蒙的强大之处在于既允许别人反对启蒙，又能在与反对者的对话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我将在与反对启蒙者的对话中揭示一个真理：启蒙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完成。
中国真实的启蒙历程短得可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启蒙在中国还任重道远。在启蒙的开端处，启蒙者必须言说常识：启蒙的目标是什么？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将之归结为：让德（民主）赛（科学）二先生进驻中国。为何偏偏要选择这两位先生呢？目的无非是：通过立人而立国。立人者，使人站立起来也。使不曾站立起来者站立起来，便是启蒙的解放功能。陈独秀对此曾有恰当的言说：
解放者也，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自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之和，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
呼唤所有人成为自主自立者，乃五四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话语实践，然而其中似乎暗含着一个悖论：你想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有自主之能力和权利，但是启蒙与被启蒙者的二分法却预先设定了人和人的不平等地位。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此类质疑之声逐渐壮大，成为人们拒斥启蒙的最重要理由。上个世纪末的我也经历了由参与启蒙到反对启蒙的精神历程，曾在《这个时代不需要启蒙哲学》中断言：
启蒙哲学设定了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和谦卑的被启蒙者，前者作为知识精英总是通过话语照亮后者的心灵，把他们带入真理的澄明中去。它在本质上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行动准则（游戏规则）是个体的普遍参与，而这要求承认个体的独立地位，即他具有独立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和能力；这种具有独立地位的个体本质上是不需要他人启蒙的，因为任何启蒙都设定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不平等关系，取消着被启蒙者的独立地位。〔2〕
这种逻辑在较长的时间里支配着我，以至于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仍犹豫不决。直到读了康德对于启蒙的定义，我才重新确立了对于启蒙的信念：
启蒙运动使人类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性，而是由于缺乏领导的帮助就没有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
康德的这番话揭露出某些汉语知识人对于启蒙曾经有过和正在有的误解——将启蒙与被启蒙的二分法强行塞入启蒙话语中，然后再郑重其事地反对已经被扭曲了的启蒙叙事，这实际上是所有反对启蒙者真实的精神历程。启蒙在英文中写作enlightenment，其最基本的意思是照亮，所照亮的对象自然是人的心灵。这种意义上的启蒙归根结底不能来自他人——来源于外界的光亮可以照亮我的面孔，却不能照亮我的心灵，他人的话语不能像阳光照亮湖水那样照亮我的内心世界，照亮我心灵的只能是我内在的光明。人永远是自我照明的存在，启蒙的本质就是说出和传播这个真理。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以为自己不被领导和监护就无法生存，恰是启蒙实践所要揭露和消除的错误。对不敢运用自己理性者进行启蒙不是成为他们新的领导，而是呼唤他们自己照亮自己。启蒙归根结底是自我启蒙。
你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你和我作为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这就是启蒙主义者所要说出的原初事实。启蒙非但没有启蒙与被启蒙者的二分法，而且要消解任何等级制，它是一种彻底的解放性力量。既然启蒙是解放性的，那么，将启蒙继续进行下去就可能是个合法的命题。启蒙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取决于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不知道“我是自由的”这个真理。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就必须将启蒙进行下去。在这个人口众多、信仰迥异、不断有新人诞生的世界上，所有个体都意识到自己的自立、自主、自由品格，恐怕是个永远的理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已经过了数百年之后，我们的地球村中仍有至少半数人未接受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的启蒙理念。中国的形势则更加严峻：官——民、领导——群众、上层——百姓之类的二分法依然流行，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尚是比较稀缺的精神资源。在这种生存情境中，宣告启蒙已经过时，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痴人说梦。
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更严厉的反诘：你现在至多证明了启蒙在中国仍有存在的必要，但属于宏大叙事的启蒙主张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已经过时，中国在补完启蒙的课后也将进入后启蒙时代。这个反诘在汉语知识界曾经被广泛接受，以至于许多人为避落后之嫌而不敢提启蒙二字。它的深层逻辑是：启蒙属于宏大叙事，宏大叙事过时了，所以启蒙也应终结。这个论断成立的前提是：宏大叙事已经不合时宜。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可疑的：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宏大叙事真的过时了吗？
中国人对于宏大叙事的恐惧源于对灾难的记忆：“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置于有关终极解放的宏大叙事中，被个人所不能左右的力量所主宰，被迫受难和牺牲。灾难过后的反思首先指向宏大叙事：历史真的有预定的目标吗？人类能否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持续迈进？我们是否应该为实现远大的历史目标牺牲当下的个体性？知识英雄有没有权力以宏大叙事之名要求我们服从历史必然性？反思的结论一度十分清晰：宏大叙事将所有个体置于他不能左右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选择宏大叙事的一刹那也就选择了奴役，因此，我们所蒙受的苦难源于对于宏大叙事的天真信任，宏大叙事与个体自由是正相对立的，人类必须在宏大叙事与个体自由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心路历程使得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吁求在中国获得了迅速的回应，许多汉语知识分子带着解放、复仇、自我惩罚的三重快感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一同清算宏大叙事，质疑人类是否能够真的如启蒙叙事所说的那样“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4〕。在自以为找到灾难的根源以后，许多人开始像砸碎枷锁般解构宏大叙事，包括启蒙叙事在内的宏大叙事则一度成了压抑、落后、反动的代名词。有学者在这种背景中呼吁国人回归五四启蒙传统，自然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然而，过于强烈的复仇意识往往会使复仇行为失于迷狂。当二十世纪的喧哗与骚动已成往事，我们可以冷静地反思我们对于宏大叙事的全面抵抗态度，在其中发现不周密乃至悖理之处：启蒙叙事——现代最重要的宏大叙事——在西方已经产生四百年之久，非但未造成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压抑，反倒推动了社会生活的持续进步，这说明不是任何宏大叙事都会最终异化为对人的奴役，因此，奴役人的不是所有宏大叙事，而是某些封闭的或自我矛盾的宏大叙事。
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宏大叙事的质疑归根结底属于启蒙主义的批判传统，与其说它解构了包括启蒙叙事在内的宏大叙事，毋宁说它要求所有叙事——细小叙事和宏大叙事——保持和加强其解放功能，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将解放进行到底的吁求。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呼吁将解放进行到底时，以底线伦理、全球民主、生态保护为关键词的新宏大叙事开始兴起，决非巧合——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问题的关键绝不是要不要宏大叙事，而是如何在诸种宏大叙事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伟岸的英雄主角注定要退到历史深处（启蒙的历史效果之一就是消灭了启蒙英雄），但巨大的险情仍然存在（如核战争和全球生态危机），并且更加严峻（地球村时代的人类已经强大得足以毁灭自身），所以，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不断从这个星球的近景、中景、远景打量自身，需要通过协商制定共同的游戏规则，自然也更需要解放性的宏大叙事。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不可能表现为文化的碎片化，也无法以迷乱的语言星云为基地，因为它需要人们在尊重自由上达成共识。现在世界上仍有二分之一的人既不“敢于自由”，也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因此，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过时，启蒙叙事播撒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任务远未完成，它必须进行到底，直到所有个体都成为“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权”的人。
启蒙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过时。中国的启蒙实践尚在途中，但将启蒙进行到底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到五四，启蒙话语本身也需要不断更新。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大多以知识精英自居，在发布启蒙话语时仿佛是在进行自上而下的宣谕，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这种做法与启蒙叙事的个体平等原则相悖，至多只能是过渡性的。二十一世纪的新启蒙必须坚持个体平等原则，彻底超越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二分法，让启蒙真正成为个体普遍的自我解放。同时，启蒙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而非文化清算，所以，五四启蒙运动激烈的反传统态度在今天看来既无必要，又会压抑本民族文化生长的内在可能性。秦汉以来的传统文化以专制主义为主旋律不等于我们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传统文化整合到启蒙叙事中，使之具有新的意义和功能。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大哲普遍赞同奴隶制，亚里士多德甚至认定“那种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就是天生的奴隶”〔5〕，但这并未使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反动、愚昧、奴役的代名词，西方的启蒙主义者仍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为荣，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文化革命一定要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呢？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既吸纳了古希腊文化的精华，又坚决地摒弃了其等级主义观念，中国的新启蒙实践也完全可以在解构专制主义的同时回到汉语文化的源头，让最遥远的东西推动当下文化的生长。回到传统文化绝不是任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东西统治我们，不是复辟，而是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整合，赋予其新的意义，使之成为当下文化的内在构成。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援，任何文化革命都必将短促无力，缺乏后劲和底蕴。五四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未能进行到底，固然有复杂的因缘，但对于传统文化的纯然否定态度却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二十一世纪的新启蒙运动要获得成功，不但要继续五四反对专制主义的大业，更要推动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用汉语书写中国人的宏大叙事。
注释：
〔1〕《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社会科学报》，1998年9月24日。
〔3〕（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4〕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