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历史和现实的交战
作者：郭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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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所以需要把记忆凝固下来，提醒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和喜剧、伟大和渺小、善与恶、美与丑，于是化记忆为历史，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在过去五千年内有所前进。然而，人毕竟健忘，且不同人的记忆又彼此矛盾，所以古往今来的历史总有正史和野史的分别。同一时期的记忆竟能大相径庭，于是，先是有人在记忆中背叛了历史，接着就是更多人在这样的历史中背叛了记忆。再接着是集体的失忆和集体的背叛。对这样轮番上演的悲剧，东西方有两个人物说得最简洁。西方的黑格尔，说法具有西方抽象思辨特色：“迄今为止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惟一东西就是我们尚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东方的杜牧，说法具有东方的经验特色：“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
我和许多青年谈起“文革”，听者发天方夜谭之叹，说者有白头宫女话玄宗之感。比如，翻开修订后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大辞典》竟查不到“文革”中无人不知、无人不读、无人不听、无人不学、无人不批的“大字报”一词。可见，遗忘历史，背叛记忆，并不难。
但，某些国人眼下正在积极实施一个宏大的计划——将这场大悲剧乔装打扮为一场伟大的进步运动。起先还有点羞羞答答，渐渐开始理直气壮、肆无忌惮起来。要人证，他们异口同声，要物证，他们众口铄金。已经出台的言论无外乎这么几种：或者弹只有“文革”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老调，或者奏“文革”是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民主实验的新曲，或者发“文革”促成中国完成伟大工业革命的妙论，又或者称这是一次实践伟大理想的浪漫主义试验。
更多论者则采取直接类比法，比较常见的有：现在官场是何等腐败，“文革”时期官员极其清廉；现在社会秩序不好，“文革”时则社会秩序井然夜不闭户；现在人们心灵空虚、拜金主义盛行，“文革”时期大家思想充实、革命激情高昂；现在贫富悬殊，“文革”时期则共同发展；现在娼妓性病艾滋病泛滥，“文革”时社会纯洁丑恶现象一扫而空；现在就业形势严峻，“文革”时期就业充分各安其位等等。
我在某网站讨论时，碰见一位高人沈老师，为坚决捍卫“文革”积极分子。某日，论及1959～1961年三年大饥荒时，这位沈老师可谓展现了“高超”的辩论技巧，例如：“要眼见为实，谁看见大量非正常死亡了？我是过来人，我怎么没看见，他也没看见，大家都没看见，所以这件事未曾发生过。”——好一个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本来以为这些言论不值一驳，然而，谬种日益流传，谎言重复千遍，还真就要成了真理，因此不得不拿起扫帚清扫灰尘，正如“伟大导师”所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二）
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愤青”，一些自认为爱国的热血青年们，他们褒扬“文革”、甚至主张回到“文革”时代，主要是基于对当下社会弊病的不满和批判。
毋庸讳言，现在严重社会失衡和不公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程度——比如经济腐败的肆无忌惮、恬不知耻的教育产业化、公共医疗的崩溃、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对公共资源的掠夺、性病艾滋病的广泛传播等等，这些现象确实不能不让人产生深深的担忧。是的，现实的问题很严峻，网上网下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左派们和右派们，尽管开出的药方各不相同，但对当前社会问题之严重起码都有相当的共识。但回到“文革”能解决问题么？恐怕不能，只会是聋子治成哑巴。解决现实问题去“文革”仓库里只能获取教训，不可能找到药方。
现在官僚腐败现象范围之广、腐败官员人数之众级别之高、腐败金额数字之大、腐败情节之荒唐恶劣的确触目惊心，比如玩弄一百零八名妇女的张二江，比如“想到广西还有六百万人没有脱贫就寝食难安”的成克杰，比如给安徽阜阳带来十几亿外债的王怀中，比如福建厦门远华和沈阳慕马案中的整套整套班子的腐烂。但“文革”期间是否是官僚廉洁，个个都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恐怕非也。就腐败而言，“文革”期间同样广泛存在，只是和现在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现在多表现为牟取经济利益，那时多体现为谋求政治安全。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者缺乏对“文革”常识的起码了解。江青动用外汇购买高级相机，看外国电影〔1〕，邱会作用玻璃钢制作地板，下边金鱼“游来游去”，都是冰山一角而已。王洪文在1973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十分郁闷，他指使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就是：“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其实就是今天的电视遥控器）。”足以见证“文革”时期绝非是腐败的真空。
腐败说到底是对公共权力的私用，不管是今天用来贪污，还是过去用来打击“阶级敌人”，其实质均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导致权力异化的根源是对权力无法进行监督和制约，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靠树立几个清官，靠杀几个贪官，靠“文革”式的群众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用制度来减少腐败才是正道，比如扩大舆论监督权，比如确保司法公正，等等。
不少论者称：现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实现现代化、制约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瓶颈问题。其实“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恶果，是为了实现城市工业化对农业和农民进行超经济强制、实行高积累的恶果。其源头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有人称，现在农民十分怀念“文革”期间的幸福时光——其实是对农民真实想法的阉割。农民是对现实不满，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同意回到“文革”时代。“文革”时期，理论上看，农民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毛泽东也屡屡称“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但实际是因为城市无法满足大量人口就业，而把城市包袱甩给本已一穷二白的农村而已，让农民牺牲再牺牲。农民被户籍制度限制在农村，被人民公社制度剥夺自由劳动的权利，造成农业长期的停滞。可以说，“三农”问题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巩固于六七十年代，缓解于八十年代，激化于九十年代。“三农”问题乍一看，似乎是人口和资源问题，深入看是体制问题。建国以来，贯彻的经济建设思路就是以农养工——据说三十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民被剥夺的财富在八千亿到一万亿元人民币左右，而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所有城市和工业的总值才一万一千亿元人民币。〔2〕问题的实质是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赋予不平等交易的地位（当下这种不平等交易扩充到更广的社会阶层）。他们过去为城市第一轮工业化高积累做奉献，现在又以农民工的形式为城市的第二轮发展做奉献，但却没有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享受公共福利的资格。从历史发展来看，“文革”时期的农民完全失去了自主生产权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通过自发斗争和创造否定了人民公社制度，获得了一定的经营权，同时也获得了发展集体非农产业的权利，乡镇企业获得发展。九十年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提升和对外开放的加快，一亿多农民流动到城市，部分获得了流动权和迁徙权。这些发展，对于农民来说自然是重大的进步，也正是对“文革”人民公社体制否定的结果。当前，“三农”问题日益严重，问题的症结在于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随着农业市场日益对外开放，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面临国际粮食生产的挤压而陷于困境，农村基层政权的无限制膨胀使农民负担日益攀升。当前农村是面临着市场瓶颈、资源瓶颈、人口瓶颈、体制瓶颈等诸多难题，这也是中国发展最难以解决的超级难题。要解决此问题，回到“文革”时代只能是死路一条，可供解决的思路只能是逐渐取消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给予农民平等的市场交易权利和政治权利，政府给农村提供公共医疗、教育等福利，给农业提供持续经济补贴。现在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正在朝此方向迈进，已经有了初步开端。
再说失业下岗问题。“文革”期间似乎人人有工作岗位，处处充分就业，可是那一千六百万知青还何必去农村呢？失业下岗问题，总的来说是人口总量膨胀、劳动力几乎无限量可供给带来的，这一点和1957年错误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有直接关系，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错误思想盛行一时。六七十年代在人口处于六亿至七亿的爆炸瓶颈时，没有采取有效的干预政策，直接导致后来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成为牵制经济发展、资源保护、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等其他问题的全局性瓶颈，使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不涉及这一瓶颈。此外，由于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换代、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等客观因素，更加速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批判的不是失业下岗这一客观现象，而是在操作这一过程中权力和资本借“减员增效，末位淘汰”等手段对弱者合法权利的剥夺，政府应该建立面对全社会成员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制，而不是逢年过节上演“慰问秀”。
再如所谓的人心败坏，道德崩溃。不可否认，当前社会面临价值和信仰危机，似乎只有钱使人怦然心动，只有利让人趋之若鹜。国人很大程度已经形成了“贪民心态”、“刁民心态”，整个人群面临集体越轨的危险，社会生态有内向恶爆炸的可能。这似乎很让人回忆“文革”时期人人大公无私，个个高风亮节的美好时光。但是否存在这样的美好时光？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众所周知，“文革”期间表面上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但实际上所有人为了自保，时刻处于揭发别人和防止被别人揭发的心灵恐惧中，人人自危，家家恐怖。过去是不得不伪善，现在不少人则是赤裸裸地作恶。不要说现在人缺乏良心，良心早已经在“文革”中遭到重创，恢复起来甚为艰难。过去的伪善和现在的作恶只不过是一个民族的不同脸谱而已。然而，不由想到孩子们，他们眼见着后来居上，青出于蓝，不由让人暗自心惊。人心败坏，非仅民耻，也国耻也。民何罪，求生而已。上帝已死，如苍生何！？
综上所述，现在的许多现象，追根溯源，不完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有些甚至与“文革”遗产有直接的牵连，比如“三农”问题。所以，要想真正批判现实，改造现实，不但要从现实入手，更要进一步从历史入手，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然，彻底否定“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并不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一历史时期，比如，“文革”时期农村廉价医疗是好的，农村廉价教育也好。汲取过去的合理因素，再提高质量，对遏制当下教育和医疗的畸形发展也不无裨益。但不能为了这两点，非得要重温全部旧梦吧。正如总不能因为羡慕盲人鼻子好使，所以把自己眼睛也给废了吧。
（三）
“文革”是群众运动反对官僚主义的大民主实验吗？
乍一看，“文革”时期确实将群众运动发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对官僚体系的冲击也确实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题内之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这四大权利一度写入宪法，后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修宪予以废除）、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直至文攻武卫种种所谓的“大民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群众运动天然具有合理和正义性，反官僚主义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性魅力，“大民主”的做法被用来凸现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更为许多人怀念。然而拨开这些表面的迷雾，分析它们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和逻辑，不难发现，“文革”号称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反官僚主义非但没有削弱政治专制反而更加强化之；“大民主”不但没有确立人民的公民地位，反而导致政府公权更加肆意扩张，公民私权更加弱化。这一切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切，群众运动、反官僚系统，不但不是什么民主，相反，是对民主的最大嘲弄。
毛泽东善于发动群众，发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群众运动，是共产党也是毛泽东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靠土地政策对农民的吸引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建国后从批胡风开始，到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4年“四清”运动，毛泽东运用自如的最有效武器还是发动群众。今天很多论者把“文革”区分为毛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指出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其实是作为符号和工具被利用了，但却相对忽视了人民群众也有主动迎合、参与的动力。整个运动中自上而下者有运筹帷幄，也有因势利导；自下而上者有投其所好，也另有所图。但前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无疑的，毛泽东能驾驭数亿群众得心应手，主要得力于以下三点：其一是近乎神迹的巨大功绩、浪漫主义诗人的传奇魅力自然使他成为全体国人的膜拜对象。在皇权主义根深蒂固，圣人出、河水清的传统思想仍有丰厚土壤情况下，人民忘记《国际歌》，高唱《东方红》，痛斥封建帝王，却又异口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逻辑并不奇怪。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个人崇拜分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的就要崇拜。其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对僵硬体制的反叛渴望。这部分人青春的躁动、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抗一切束缚的心理渴望一旦和毛泽东“打破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诗人浪漫相结合，自然上演了空前的群众运动。其三，少不了康生、江青、姚文元一干打手的见风使舵，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