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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
作者：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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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的遗稿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看到：一个权威在说话——谁在说话？——你们可以宽恕人的傲慢，假如它是尽可能地抬高这种权威，以便在权威之下尽可能少地感觉到羞辱的话。因此——是上帝在说话！
人需要上帝作为绝对的法令，而不需要上诉法院作为“绝对权威”——或者说，如果人相信理性的权威，他就需要一种统一的形而上学，凭此权威才是合逻辑的。
假定对上帝的信仰消失了，那么这一问题便会重新出现：“谁在说话？”——我的回答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而是出于动物生理学：是牧人本能在说话。他想成为主人，因此他会说：“你应如何如何！”——他将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个体，他仇恨离群者——他把对一切个体的恨都转移到离群者身上。〔1〕
从尼采的话中，可以看到是权威在说话，首先是上帝的权威，然后是牧人的权威。牧人的形象来自希伯来的拯救思想，代表了一种俗世的统治。在福柯看来，这种“牧人权力”就是现代各种社会规训机构，它们支配着话语的生产和传播，使个人“通过意识与自我认识而束缚于他自己的认同”〔2〕。福柯的理论似乎表明，话语都是某种机构或集体霸权的产物。在现代有关知识人的各种话语中，我们同样面临着“谁在说话”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有“牧人”的声音，还有“离群者”的声音。
说到知识人，不能不提到鲁迅的阐释。鲁迅一生中谈论知识人的文字不少，但大都是牵涉具体的人事，从总体上谈及知识人功能和特征的，恐怕就是那篇被记录者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了。1927年10月3日，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马不停蹄地应邀作了许多演讲，这篇讲演就是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所作。开头即说：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要厉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
这话头起得有点意思，谁在骂知识阶级？谁在以此自豪？大概当时在场的人是知道的。不过，说到“打倒知识阶级”，我们也许就未必清楚了。其中透露出某种历史的消息，那就是在这篇讲演中，鲁迅隔着时空，与现代中国另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毛泽东完成了一场对话。
话得从两年前说起。1925年12月1日，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又经《中国青年》于次年转载，广为传播。该文将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智识阶级，后者指买办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主要是高等知识者，包括华商银行工商业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其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是半反革命。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后者指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其中较富裕者都属于半反革命。换句话说，知识阶级的主体都被划成了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尽管此文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以上内容被删改，但毛当时对知识人整体的看法，却为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这篇文章在当时就激起很大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并在湘粤一带的墙上四处贴出标语，一时间引起知识界的传言和恐慌。时任《政治周报》编辑的共产党员李春涛随即在该刊发表《杀尽智识阶级的是谁？》，支持毛的观点，指出每个知识人都必须参加农工运动，若他们“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就是甘愿为其殉葬，等于是被反动派所杀。一场争论由此爆发。1926年6月，《现代评论》首先发表牛荣声《开倒车》一文，认为假如把知识阶级打倒，这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1927年1月，该刊又发表张奚若《今日中国之所谓智识阶级》，继续予以辩驳，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物质利益及共同物质人生观”的智识阶级，用不着张皇其辞地去打倒他。但该刊标榜自由主义观点，也发表相反意见。同年2月，该刊发表宇文《打倒智识阶级》，却主张把那些有闲的知识者送到疯人院、闲人院去，“使他们不致太贫困，不再打扰我们”。同年9月，《一般》杂志发表心如《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到的》，则认为今后的知识者必须民众化、劳动化，让他们“没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直到1927年1月，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还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鲁迅是否十分清楚，无从考知。但时在北京的鲁迅是看到了牛荣声的文章，并在1926年7月1日《马上支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陈源教授的《闲话》；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牛荣声此人名不见经传，鲁迅将他夹在一堆政客名流中，语带讥诮，可见鲁迅是很反感他的言论的，并且可能还读过这方面的争论文章，所以在上海的演讲中才会拿此事来开头。
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谋过面，但两人之间却似乎有着一种奇特的关系。他们一个是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小知识者，一个是出身江浙没落士大夫家庭的大知识者。历史把两人置于同一时代，注定要让后人对他们的关系议论纷纷。余英时先生曾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否定意识的化身，其实鲁迅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更有资格当此称谓。毛一生视知识人为皮毛，却独独佩服鲁迅，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他就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晚年他还说起：“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时，可能会回想起当年在北大受的屈辱；而鲁迅在谈知识阶级时，无疑也会联想起旧垒中各色人等的面孔。问题在于，要发现他们对知识人的某些共同看法，也许是容易的，但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他们的心果真是相通的吗？
这里，得先澄清一个事实。关于“知识阶级”一词的来源，鲁迅的说法有误。爱罗先珂的演讲是在1922年，而这个词最早则是出现于五四前夕，有李大钊的《青年与乡村》可以作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3〕中国的民粹主义也是由此而发端，章太炎曾说：“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4〕指的便是这件事。不过，鲁迅对此词本义的了解却是准确的。这个称谓原是指十九世纪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反体制的俄罗斯平民知识人，他们最著名的主张就是“到民间去”。中国教育界引进这个俄文词，也就引进了俄国的民粹主义。当时知识人的目的，仍是在传播“现代的新文明”，以壮大民主与科学的影响。朱自清后来曾指出：“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5〕可以说，现代知识人话语的产生，是当时学界中人借着十月革命的波及，向俄国寻来一种主体性的结果。而其中羼杂的民粹话语，也预设了后来知识人分化的因素。
五四以后，新文化人发生分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人话语。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坚持主体性的诉求，主张通过知识人的参政议政，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改良。1922年5月，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代表自由主义知识人，提倡好政府主义，胡适后来所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膀上”〔6〕，可说是代表了这一派的观点。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知识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必须依附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中共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申明，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对他们来说，知识者只是附属于各阶级的一个客体。1922年9月，中共旅欧支部在《少年》2号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指斥“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同一时期，国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也都认为，胡适他们代表的“知识阶级”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他们“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在组织的话语中，知识阶级完全成为一个“他者”。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左派知识人写文章贬斥知识阶级，自由主义知识人却以此自豪。毛的文章就是产生于这种思想背景，并将马克思主义对知识人的负面认识推向极端。
按照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话语的社会生产是通过排斥程序来运作的，说话主体必须满足某些权力条件，即掌握所谓的话语权，比如权威的作者，或控制了媒体的社团等等。在阐释、在说话的不过是某种权力意志，而不是主体。因此，在《什么是作者？》的结尾，福柯才会宣称，“谁在说话？”这个问题必须改成“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吗？”但也许应当说，只要是群体的发言，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吗？在现代史上，两种有关知识人的话语虽然互相对立，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都是在以一个群体的名义发言，代表的是某种“整体利益”，依托于某种现代规训机制，或是大学，或是组织，即福柯所说的“话语社团”（societies of discourse）。也就是说，这两种话语都是由权力关系所决定并由权力关系所构成的。
应当承认，福柯对主体的解构揭示了知识的本质，打开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对于现代大多数话语的分析是很有效的尤其是那些代表权力规训机构的主导话语。然而，福柯没有设想任何非霸权形式的主体性，这使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历史上一些反权力的话语。正如德里达所说：“我相信在经验的与哲学和科学的话语的某种层面上，假如没有主体这一概念会寸步难行。问题是要知道它来自何处和如何动作。”〔7〕在现代话语世界里，除了牧人的话语外，有没有一种非霸权的话语呢？当然有的。在尼采的话里，这一非霸权的主体就存在于一个在场的他者，即离群者的形象身上。当说话者不是牧人，而是离群者，代表的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他就是一个不再受制于权力的独立主体。换言之，如果说机构的话语都是一种权力话语，那么自由个人的话语则是一种反话语。
鲁迅正是这样的一个“离群者”。他一生最憎恶的两个东西就是权威与奴性，二者都与他的“立人”思想相悖。早年的鲁迅曾深受尼采的影响，确立起“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人生观，并且终生未变。“人”是他的目的，这注定了他要从牧人与羊群的旧世界中出走。所以，鲁迅的知识人观念与当时的两派都不同，完全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中，主体始终是独立的，从来没有对任何权力的屈从，也没有对任何整体利益的诉求（包括对知识群体），而是常常处于一种对权力的紧张。像福柯一样，权力是鲁迅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权力关系的揭示构成了他的话语世界。在这篇讲演中，他便是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来考察知识阶级：“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权力往往代表整体利益，甚至是民族利益，它不能容忍一切自由的思想，因为“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与福柯不同，鲁迅把自己的主体性投放到话语中，因而形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权力与知识观念，即权力与思想并非互相包含，而是互相对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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