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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茶花女》
作者：余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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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病人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全身乏力，易感倦怠，因而精神萎靡，病态伤感。在十九世纪，甚至到了二十世纪的1945年特效药链霉素等重要药物发明之前，此病一直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绝大部分患者最终都难免一死。惟一的希望或者不如说惟一的安慰，就是能在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的环境中，有充分的营养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安闲的休息和良好的护理下，使病人的机体本身渐渐产生和增强抵抗力。所以肺结核虽是一种预后不良的疾病，同时又是一种悠闲逸适的疾病。肺结核病的这种性质，此病多数患者最终必死的归宿，以及患病期间所产生的病态美，成为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审美标准，甚至一度形成一种时代性的时髦，如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齐奥菲勒·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1811～1870）在他的《浪漫主义史》（Histoire du Romatisme）中所描述的：
当时在浪漫主义转折中流行着一种风气，尽可能使自己带有一种苍白的、甚至青灰色的、几乎像死人一样的脸色。这就赋予个人一副非常不幸的、拜伦式的外貌，证明他们受到热情的折磨和良心的谴责，使他们赢得女人的青睐。
这种风气，在《茶花女》的创作、改编和接收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茶花女》堪称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经典。
亚历山大·仲马，通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是作为剧作家、特别是“问题剧”的创立人之一进入文学史的。但他初次成功的，而且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是这部名叫《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小说。
小仲马是法国大众喜爱的多产作家亚历山大·仲马（即大仲马）与后来被他遗弃的花边女工卡特琳娜的私生子。1844年9月9日晚，这位二十岁的青年人与他交际场上的一位挚友前往巴黎蒙马特大街的“游艺剧场”，目的不是观剧而是猎艳，尤其这家剧院是玛丽·杜普莱西常去的场所。在此以前，小仲马虽然也见到过玛丽·杜普莱西一二次，但都只是匆匆的一瞥。
阿尔丰西娜·杜普莱西，应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Alphonsine Plessis,1824～1847），原是法国北部诺曼底省一个酒精桶修理匠的小女儿，母亲去世后，被托付给一位农妇照管，几经转折，最后被带到法国的首都。在巴黎，她先是在衣铺帽店做一名临时工，混迹于轻佻的女工中间，最后沦为一名妓女。
这时的阿尔丰西娜出落得非常漂亮，有极罕见的美貌。她体形修长而轻盈，皮肤白里透红。传记作家描写她的一双椭圆形的眼睛像是用晶莹的珐琅质镶成，只是更显得水灵；嘴唇红得像樱桃，牙齿雪白、整齐而有光洁，整个身形使人想起一座用萨克森细瓷制成的精美雕像。她的柳条似的细腰、天鹅般的颈项、纯洁而无邪的表情，还有那拜伦式的苍白，披散在白嫩双肩上的浓密的长鬈发，裸露在白色连衣裙上方的高耸的胸脯，以及金手镯、宝石项链等装饰，更使她姿容艳丽、优美动人，被公认是巴黎最迷人的女子。因此她得以结识不少上层人士，除一些富商巨贾外，还有三十年后出任外交大臣的安托万·阿盖尔·阿尔弗莱德·格拉蒙公爵和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封·斯塔盖尔贝格老伯爵，以及年轻的爱德华·德·贝雷戈伯爵等亲王、子爵、男爵，也有像欧仁·苏、阿尔弗莱·德·缪塞、法朗茨·李斯特等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而且在与名人的接触中，她不但摆脱了贫困，变换了姓氏，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给自己添上“Du”这么个贵族的头衔，还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显出知识广博、有艺术修养。戈蒂耶赞美说“她仪态万方，像一位公爵夫人”。
这天，小仲马穿一身墨绿色的开丝米宽领衫，系一条白色领带，裤脚上露出丝袜，还别了几件饰物，带一根手杖，非常有风度。
灯光熄灭后，小仲马见到玛丽像一个幻影似的出现在剧场她固定的包厢，离他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演出结束后，他和好友带上她最爱吃的冰糖葡萄干去包厢看望过她一次。十天后，他们又设法得到她亲密女友普鲁丹丝·德沃瓦的帮助，去她所住的玛德琳娜大街十一号登门拜访她。尽管她的父亲兼管家告诫说，她应该去招引那些能带给她钻石、包厢、马车的富人和权贵，而不是面前的这个穷困潦倒之辈，玛丽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她需要的是一位迷恋于她、依顺于她的年轻情人。从此，他们夜夜相会，双方都深深感受到爱的欢乐。一次，小仲马去时，见玛丽躺在床上，手里提了一条白手绢。他想亲吻她，但被她挡开了。小仲马意识到，她又病了。这没有令他吃惊，因为他原就知道她患有肺结核。她此刻挡开他，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正是出于对他的爱。他劝她休息，应该去疗养。玛丽声言，这在她是根本办不到的，处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她完全了解那些在她身边打转的男人，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她的艳姿，一旦她真的病了，他们迟早都会抛弃她。小仲马跟她说，他绝不像这些人，事实上他并不是今天才知道她有病，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位浪漫主义作家甚至表示，如果她真的把病传给了他，倒是他的幸运。
小仲马的确是真心爱着玛丽，与她一起跑马、赴宴、逛舞厅、进剧院，不惜花费巨资，以至于背上沉重的债务，还陪她去她老家、空气清新的乡间养病。但他不能容忍她一次次地背着他与别的男人幽会。于是，小仲马最后在1845年8月30日的深夜给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绝交信：
我亲爱的玛丽：
我既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而配得上去爱你，也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贫穷而值得你去爱。那么，就让我们相互忘却吧！对你来说，忘掉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名字，对我来说，忘掉的是一种无法重现的幸福。
没有必要向你陈述我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你完全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别了，玛丽！你感情丰富，不会不了解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聪明过人，不会不原谅我写了这一封信。
永远怀念你的 亚·仲
小仲马显然没有收到杜普莱西的回信。三个月后，他与父亲一起去北非阿尔及尔、突尼斯等地旅游。在此期间，玛丽病情恶化，并在1847年的2月3日病逝；又因封·斯塔盖贝格破产自杀，她的家具等一切物品也都被拍卖。等到小仲马于次年的2月10日回到巴黎时，玛丽已经被安葬在蒙马特公墓。
本来，小仲马就曾为自己对待玛丽过于苛刻而感到过内疚。他深深觉得，“我不能感到对她是清白无辜的”。如今，她的死讯就更使他悲伤和悔恨。他匆匆赶到玛丽旧日与他欢聚的地方，见人们正在清点她的遗物拍卖，吸引了不少人，连英国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也来了。小仲马一眼就注意到摆在壁炉上、当年他送她的那本《曼侬·莱斯戈》，不觉停下了脚步。他如何才能向这个再也见不到了、始终无法当面向她诉说的女子表达自己的心意呢？
当作家与他所爱的女人永别的时候，爱情便在他的心里获得新的生命，不论是所爱的女子不再爱他，还是因某种原因死去，都会比成功的爱情带给作家更为强烈的感受，并赋予他更加丰富、更为充溢的灵感。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小仲马也这样，爱的永别使创作的激情在他的心中燃烧起来。
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对戏剧和小说创作的要求，认为与人通奸的有夫之妇或青楼卖妓的年轻女子都是灵魂有罪的人，应该使她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要不就在自杀或被杀中处死她们。小仲马明显是要背离这种传统。在《茶花女》这部小说里，小仲马原来决定以十分欣赏和赞美玛丽·杜普莱西的诗人、“善良的戴奥菲勒·戈蒂耶”的姓作女主人翁的姓，并毫不顾忌地以她的原名阿尔丰西娜来做她的名。后来觉得这还不足以表现他所爱的这位女子，便以圣母玛丽亚的名字来命名她，把她看成是圣母和天使，称她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同时保留她生前众人所给予她的亲切的外号“茶花女”，把她写成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心中的下贱的妓女。
玛格丽特尽管是一个妓女，却是一位深情的女性，她不嫌弃阿尔芒私生子的地位和贫穷的境遇，非常珍惜他对她的真诚之情；阿尔芒也不鄙视玛格丽特的妓女身份，对他说来，重要的是两人的情感，是真挚的感情维系着两人的爱。浪漫主义者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和艺术创作中所遵从的爱情准则是：一、对方的外形是“美”的——当然是病态的“美”，能引发自己的激情；二、对方对自己具有真爱的激情，不管以往怎样，只要今后会真心爱自己，绝不考虑对方的出身、地位、门楣、财产或对自己的前程是否有利。
在作品中，小仲马还在注重刻画玛格丽特美丽心灵的同时描绘她的外貌。除了写出她一般的女性美、她的异常艳丽的外貌和“难以描绘的风韵”外，还注重对女主人公作为肺结核病患者所具有的特征的描写。他写到她因疾病的消耗而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时有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这是病态的红晕；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使她那“细巧而挺秀”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对性欲生活的强烈渴望”（王振孙译）……都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浪漫主义的情调。这就不难理解，在《茶花女》的创作中，这位作家宣泄了自己郁积于心的情绪，重温了一次比现实更为浓厚的爱情，且又发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使自己“体验到了画家通过描绘人物表现自己的快乐”。后来，他又亲自将小说改编为话剧。
浪漫主义是时代的浪潮，不但将作家、艺术家卷进这巨浪之中，还造成一种气氛，浸润着几乎每一个人。因此，当小说《茶花女》在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一年后，即1848年发表时，立即引起了轰动。恰好这时，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也正在巴黎。茶花女的朴素、热情、动人的题材使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内心发出呼唤，激起他创作的欲望，只是又觉得它似乎并不适宜于直接搬上歌剧舞台。三年后，1851至1852年冬季，他在巴黎看《茶花女》戏剧的演出时，不但被它的故事所感动，还确信它正是他所希求改编的题材了。
威尔第的传记作者彼得·绍斯维尔·桑德说得对：话剧《茶花女》的女主人公“薇奥列塔这个角色必然让威尔第想起前妻玛格丽特的红颜薄命，以及同居伴侣朱塞平娜遇人不淑的过去”。
玛格丽特·巴雷齐（Margherita Barezzi，1814～1840）是威尔第的保护人、爱好艺术并精通几种乐器的商人安东尼奥·巴雷齐的大女儿，与威尔第结婚后，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十四个月里，三个人全都相继病逝。感受到的悲痛，使作曲家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绝笔不写喜歌剧。五年后，1847年，他开始与歌唱家、退休后在巴黎任歌唱教师的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Giuseppina Strepponi）同居，两人深深相爱。
类似的情感经历，让威尔第决意要使《茶花女》走上歌剧舞台。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要在威尼斯演出《茶花女》。这是一个现代的题材，由于服装、时代，还由于很多别的愚蠢的细节，别的人也许不会着手搞它……而我非常乐意搞这个。”于是，等剧本一出版，威尔第就立即把它寄给了他的朋友、以前曾与他一起改编维克多·雨果的《爱尔纳尼》的弗兰西斯科·玛丽亚·皮亚维（Francesco Maria Piave），请他为他改写剧本。
威尔第像以往那样，首先勾勒出歌剧主要情节的轮廓，然后集中精力去刻画更能表达感情的“细节”。虽然据说只化了四个星期，就完成了以《失足者》（La Traviata）为名的《茶花女》歌剧总谱，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另一位传记作者说，作曲家“现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暇顾及。他头脑里只有一样东西——《茶花女》，别的什么也没有……”威尔第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女主人公一个人身上，集中于使这个“半上流社会”（Demi-Monde）的女人，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变成一个能爱、能痛苦的真正的人。因此，“实际上可以把《茶花女》看做是他对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的爱情的强烈表现”。整部歌剧对女主人公的描写都是那么特别的优美。还有第一幕描绘享乐生活的明亮丰富的“花腔”唱段，与病床前诀别时挽歌般的旋律，构成了感人肺腑的对比，人们很容易会感到，这都是作曲家怀有亲身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奇怪的是，当它1853年3月6日在威尼斯著名的菲尼斯剧场（La Fenice）首次公演时，却完全失败了。威尔第写信告诉他的一位朋友说：“《茶花女》败得很惨。这究竟是我的错，还是那些歌手？我想恐怕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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