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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丰泽园到御瓜圃
作者：小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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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南海有一座丰泽园，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伟人毛泽东直至逝去始终入住其中，所以名声大振。人们渐渐把建设者康熙大帝的初衷淡忘了。承德避暑山庄有一片御瓜圃，也是康熙亲手开垦的，倒是他那些龙子龙孙背弃了祖宗遗训，空教这一片好园田被岁月遮掩得没有了旧时模样。让我们循着当年康熙从丰泽园到御瓜圃的足迹再走一遭，你一定能体会到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路程。
丰泽园在中南海勤政殿西北，当年园东有几间蚕房和稻田数亩，园后有桑树几十株。园内有一大殿原名“崇雅”，后被乾隆改为“惇叙”。殿东为菊香书屋，是康熙当年名副其实用做书房的。殿后为澄怀堂，是词臣们的进讲之所。澄怀堂后有一座上下各七楹的遐瞩楼，是康熙的图书馆，在楼下西室有康熙手书匾额：图史自娱。恰恰在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流杯亭之间，过去也有一座小楼，名字也叫图史自娱，亦是康熙在山庄存书、读书的场所。
这一组建筑全部是青砖灰瓦，卷棚无脊，在中南海内处处高楼大脊、红墙黄瓦的绚丽色彩中十分独特。原来，这是康熙用做“试验田”的场所。园外耕种，园内读书，正体现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农耕为本”的治国治世思想。
乾隆在《御制丰泽园记》中深深悟出了康熙的良苦用心。他写道：“西苑（即中海、南海、北海统称）皆元明旧址，惟丰泽园为康熙年间新建之所……园内殿宇制度惟朴，不尚华丽。闻之老监云：皇祖万几余暇则于此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瀛台之建于有明，飞阁丹楼，辉煌金碧，较之此园固为美观，而极土木之功，无益于国计民生，识者鄙之……”
自明末以来，饥荒、瘟疫、战乱，使中国人口大量下降。据《清史稿》载，康熙元年全国仅有人丁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康熙八岁登极，从也是少年就做了天子的顺治手中，接过的天下确是千疮百孔。
康熙当政后，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三次亲征噶尔丹，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一场大战连着一场大战，几乎每次都动员了全国的兵力、财力，直到康熙四十年左右全国才渐渐安定下来。在长期征战中，康熙从中国大地“荒草没阡陌，千里无鸡鸣”的凄凉中，体会到了以农耕为主的社会，要想国富兵强，就必须尽快增加人口，而增加人口的办法，无非是努力提高农业产量和减轻赋税这一道理。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康熙才萌生了在金碧辉煌的西苑之内兴建一座青砖灰瓦的丰泽园的念头。而且，康熙绝不是说说了事，更没有扶犁荷耒做做样子，而是“所得各方五谷菜蔬，必种之，以观其收获”。在丰泽园后的那片水田中，康熙最先发现了有的稻谷提早成熟，于是他每年将早熟的稻穗留做种子待来年播种，终于以“一穗传”的育种方法，培育成了新的早熟稻。《康熙玑瑕格物篇》中是这样说的：“高出众稻之上，以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
康熙培育的御稻米，除了味道香腴以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早”字。所谓早，就是抗寒能力强，能够比当时普通稻种提前播种。就是这一个早字，不但解决了北方无霜期短从不种水稻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江南数省第一季稻均为低产糯米的问题。
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时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得知康熙在西苑丰泽园试种出了“早御稻”，即提出在地势低洼、水源充裕的天津一带种植。随后，天津总兵蓝理也向康熙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康熙均未允准。
原来，康熙平生做事严肃认真，他认为早御稻虽在京城西苑内稳获高产，但没在长城沿线较寒冷的地方生长，怕一旦试种失败，会令人心失望。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热河行宫兴建并于当年基本落成。在行宫动工时，康熙就命人在热河泉北侧香沜之后开出一片御瓜圃，并在御瓜圃的东北部低洼处建一方稻田，要求不但在御瓜圃中种上瓜豆果蔬，而且还需在稻田里播种从京城带来的早御稻。
沿澄湖北岸，也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就落成了四座形状各异的景亭，由东至西依次为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濠濮闲想、水流云在，但惟独最东边紧靠香沜的甫田丛樾，内设紫檀木的地坪、御座，这是康熙早在建园之初就策划好的，为的是日后亲操犁锄之余，能在这里观赏稼穑。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直隶巡抚赵宏燮、天津总兵蓝理又分头请求，要在京郊玉泉山和天津附近试种早御稻。康熙由于亲眼看到西苑的稻种在热河试种成功，这次颁旨，准许赵宏燮于玉泉山、蓝理在天津附近开水田，并拨出自己亲手培育的御稻种。
史载，天津总兵蓝理在天津、丰润、宝坻“开为水田栽稻”，“召募闽中农民二百余人”和“江南等处无业之民”，“给予牛种，限年起科”。开始垦地一百五十顷，“有洼地五十顷，被水浸，不便耕种。又有高地五十顷，不宜种稻。其可作水田种稻者，止五十顷”。康熙闻讯后，即指导工匠导河修渠，并亲自绘制水闸、水车图形，使得一百五十顷水田全部种上了水稻。至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这一百五十顷水田平均亩产达到了五斗稻谷，从而结束了长城内外沿线不种水稻的历史。后人为了纪念蓝理的功德，称这一万五千亩稻田为“蓝田”。其实溯其根本，倒是叫“康熙田”才更恰当。津郊的水稻，至雍正朝，已经超过了六十万亩，等到光绪年间，竟然达到六百万亩，连漕运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赵宏燮在京郊玉泉山试种的水稻也获得丰收。说到底，还是康熙开了一个好头。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热河行宫被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这时的御瓜圃早已是一派盛世田园的景色。汤右曾在诗中道：“稻垂麦仰足阴阳，土厚泉甘草木香。会吐双岐衔九穗，一星天上应农祥。”
刘廷玑于《在园杂志》中记载：“浙闽总督范公时荣，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馔时，内有朱红色大米一坛。传旨云：‘此本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异它种，及登剖干，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于此获其米，一岁两熟，只供御膳。”
康熙自己也说：“北方性种糜、桑、稗、稷等类，总不知种别样之谷。”“山庄苑内，麦、谷、黍、稻皆需焉。”“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有此种指早御稻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当避暑用之尚有盈余。”
其实，康熙绝不是满足于自己食用早御稻，“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才是他的心愿。
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年），康熙将收于山庄御瓜圃的一石早御稻种发给曹雪芹的父亲、江宁织造曹和苏州织造李煦，令二人在江苏试种。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彻底改变江南一季糯米、一季稻米的种植习惯，以便大面积提高每亩的产量。第一年，因人们还囿于往年的种植经验不敢提前播种，致使一季稻丰收，二季稻未熟便遇上天气降温大风，收成少了些。康熙听说后，第二年便派出直隶有经验的种稻老农专下江南，提前至三月开始插秧，使得全年稻田均获丰收。这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中得到佐证。康熙五十五年苏州种五十亩双季稻，早稻“六月初四收割，每亩得稻子三石七斗”；“六月十六日在原田上第二次插秧，九月十五日收割”，因两天大风，“每亩只得稻子一石五斗，两季共亩产五石二斗”。李煦自己也不无遗憾地说：“便与第一次所收无异，但可以收到三石之外矣。”康熙五十六年，苏州又种双季稻八十亩，第一季“六月二十一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一斗，比上年多收四斗”；第二季“十月初二收割，每亩得稻子二石五斗”，“合计亩产六石六斗”，每亩比上年总计多收一石四斗，比以前丰收时的一糯一稻每亩多收近三石。
从此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开始大面积推广两季稻。最初产自江南的稻谷，经康熙在京都西苑丰泽园精心培育，再经避暑山庄御瓜圃试种和蓝理、赵宏燮的大面积推广，终于又最后改变了长江两岸一季糯一季稻的种植传统，大面积提高了农田单位的产量，为康熙和以后雍正、乾隆等各代皇帝减免税赋的“仁政”提供了物质保证。
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康熙发出圣旨：“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除。”这道圣旨发出仅一个月，康熙怕在免除陈年积欠之时田主侵犯佃农利益，又补发一道明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
正当康熙决心分三年时间将全国各省的钱粮免征一遍的时候，又于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做出了一个自我国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君主敢于做出的决定：“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这即后世人们称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
这一政策，极大地鼓励了人们繁衍人口的积极性。据《清史稿》载，康熙五十年，全国有人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人，至康熙六十年，人口就增至两千九百一十四万余人，十年间实际增加人口四百五十二点七万余人，平均每年增长近四十五点三万人，确是够惊人的了。
在“普免天下钱粮”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康熙又于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出台了“摊丁入地”的新政策，规定丁地税合一。这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大地主豪强的强烈抵制，康熙只得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试行，直到雍正元年才正式向全国颁布，其后又经乾隆数十年的坚决执行，终在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于中国最后一个省份贵州全部推广。
康熙从丰泽园到御瓜圃，刻意向全国推行他自己培育的早御稻并终获成功，这里除了他具备在农业社会中仁政爱民的治国大道外，更体现了他慧眼识才、任用贤能的治世本领。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他曾颁诏曰：“朕咨访民瘼，深悉力作艰难。耕三十亩者，输租赋外，约余二十石。衣食丁徭，取给于此，幸逢廉吏，犹可有余。若诛求无艺，则民无以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实心体恤也。”
天津总兵蓝理，福建漳浦人，青年时被误为海盗捕系狱中，后因耿精忠反叛遇释，投奔康亲王大军，靠军功升至从三品游击。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施琅出征台湾，委蓝理为先锋，敌炮打破蓝理的腹部使肠子流出，蓝理令人把肠子塞好裹以战袍，继续杀敌直至大胜，在收复台湾中战功卓著。他曾先后在天津、宣化等地任正二品总兵，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再次从定海移至天津，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即以“畿辅地多荒洼，请于天津开垦水田百五十顷”，随后与民工一同垦荒开河，终于使早御稻在天津一带扎下了根。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他被擢升从一品福建陆路提督。只因为捕治盗贼侵害了豪强利益，更因修桥铺路征用富户钱财，这位在沙场上肠子流出来都不曾倒下的战将，却在官场上被一群小人参倒论斩。还是康熙深知蓝理为人，并未过重的处分他，不但先后颁赐御匾“所向无敌”和“勇壮简易”，而且让他进京入旗，做了京官。
另一位在京郊玉泉山推广早御稻的赵宏燮，宁夏人，父亲赵良栋是平定三藩之乱的“河西四将”之一，始以荫功授直隶完县知县，再迁天津道，三迁至河南巡抚后调直隶。在直隶任上，他任事勤劳，使境内满汉军民和睦，盗案稀少，特别是全力推广早御稻，有效地改变了京郊一带的种植结构，于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加总督衔，死后还被皇帝谥为“肃敏”。
康熙本身，更是一位热爱自然科学、熟悉自然科学的皇帝。据《清史稿》载，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上御乾清门，出示《太极图》、《五音八声八风图》，因言：‘《律吕新书》径一围三之法，用之不合。径一尺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积至数百丈，所差至十四丈外矣。宁可用耶﹖惟隔八相生之说，试之悉合。’又论河道闸口流水，昼夜多寡，可以数计。又出示测日晷表，画示正午日影至处，验之不差”。正因为康熙精通天文、函数、水利等自然科学知识，所以他能够亲自帮助蓝理、赵宏燮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也能够派出老农去江南指导当地农民提前播种御稻。康熙的抱负，在《御制避暑山庄记》里说得清清楚楚：
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莒之盈；茂止西城，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
可惜，康熙皇帝在把中国推向农耕社会文明的最高境界时，却没能够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大约与康熙皇帝同时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１６８２年（康熙二十一年）与哥哥伊凡五世共同即位，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推翻摄政的姐姐索菲亚才掌握实际权力，１６９７年（康熙三十六年）用化名秘密出国考察西欧发达的文化成果和社会生产方式，于次年因国内近卫军谋叛返国。他将西欧带来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用于本国的建设中，大刀阔斧地兴办工场，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建立正规陆海军队，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于１７００年（康熙三十九年，三年后康熙开始兴建热河行宫）发动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争并大获全胜，把一个还处在农奴制度的落后的俄国变成以地主和商人为主体的近代国家，为沙皇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奠下了基础。
康熙仅比彼得一世早去世三年，但他领导的中华帝国却一直没能从农耕文明的圈子中跨出一步。尽管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子承父业，使中国走上“康乾盛世”的顶峰，却最终与工业文明失之交臂。待到道光、咸丰年间，大清国日益疲老，无奈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中国统治者则完全被洋枪洋炮打昏了头脑，不但对西方的工业文明视而不见，就连康熙皇帝倡导“以农为本”的祖训也扔到了脑后。解放后被关在战犯营的清逊帝宣统、“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自称：“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
可怜这位爱新觉罗的子孙居然连韭菜都不认识，他哪里有康熙皇帝亲耕农亩、普济苍生的胸怀和能力呢﹖怪不得１９３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避暑山庄纵火烧毁卷阿胜境以庆胜利时，溥仪居然不闻不问，他恐怕根本不知道当年康熙皇帝是怎样从中南海丰泽园和山庄御瓜圃里把早御稻种发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他当然更不知道，从丰泽园和御瓜圃曾经携手走过农耕文明的无尚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