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一片降幡出石头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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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庾信在《哀江南赋》里描写南京的雄伟气象说：“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虎踞龙盘”是赤壁战后诸葛亮回到夏口对刘备说过的话：“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至于“黄旗紫气”，即后来刘禹锡诗中所云“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中的“王气”。
统治者都迷信风水之说，所以，一千八百年来（从公元212年到1949年），至少有九个朝代曾经在这龙盘虎踞之地建都（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民国）。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在南方，南京是首屈一指的。不过，这里的“王气”很容易消散，上述所有在南京建都的政权，除了东晋磕磕绊绊维持了一百零三年，其余的长则六七十年，短则二三十年，就被下一个政权用暴力取代。无怪乎有人称南京为“亡国之都”，信其然哉！
南京城下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成功的防御战，但决不是因为它的地形先天性地缺乏战略防御条件。事实上，它西靠长江，南临淮水（秦淮），北有钟山，构成天然屏障。最早发现和利用南京的地理优势的是孙权。公元212年，孙权迁居秣陵（定名建业，即今南京），据险要地形建了一座石头城，防御曹操。然而随后的几年，孙、刘矛盾激化，为了夺取洞庭湖和湘江以西的荆州地区，孙权于221年把大本营迁移到武昌，以便就近指挥，第二年就发生了夷陵之战。夷陵战后，蜀国的势力退缩到四川去了，从此“西线无战事”，孙权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于是229年，他又迁回了建业（南京），并正式称帝。这就是南京成为帝都的开始。
265年，孙权的孙子孙皓，听到风水先生说“王气将自荆州来，破扬州兵”，惶恐不安，匆匆把都城迁到武昌。但因为朝廷和军队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江南地区逆水输送，十分不便，朝野上下发出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呼声。而此时有一股越地山民作乱，攻到建业，孙皓从武昌发兵，赶走了乱民，他觉得这正是应了风水先生“荆州破扬州”的鬼话，于是第二年便又还都建业。当然，在南京做皇帝要惬意得多，何况孙皓沉湎酒色，后宫佳丽，超过千人，还年年选美，不断更新，不知多少明眸越女、皓齿吴娃被他一人糟蹋！有敢谏阻者，杀无赦。出了这样的皇帝，国势衰微，自然日胜一日，280年，晋兵终于顺江而下灭了东吴，南京作为国都的历史就此告一段落。
虽然东晋建都南京是在三十多年以后，但吴国六十年的统治和此后南北长期分裂（317—589年）的历史是一种有效的传承关系，因此，可以说，孙权和他在南京建立的吴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南方”这个概念得到了强化和确认，“中国”一词不再被狭隘地理解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成为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民族国家实体。从唯物史观来看，南方的成长当然首先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反映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上的重要表现则是造就了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孙氏和顾、陆、朱、张等强大的南方世族集团（当然也接纳并且融合了永嘉之乱后从北方逃来的中原世族），而由于此后的南北对峙时期南方战乱相对较小，他们得以推动中国南方在社会发展水平上整体达到甚至超过北方。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这里开始（当然还要包括此后几百年的消长变化），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精华所在。
就在灭吴那一年，晋武帝司马炎把建业（南京）改名为建邺。到了313年，晋愍帝司马邺即位，邺字犯了皇帝的名讳，建邺又改名建康。317年，特殊的历史机遇使建康再度成为帝都，而且这个地位一直维持到589年，将近三个世纪。建康的范围很大，大得超乎人们的想象。梁武帝时记载的规模，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今市东南方山以北），南至石子冈（今安德门南），北过蒋山（即钟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按现在的算法，即使城墙的走向并非笔直，其面积也应该在三四百平方公里左右。而同一时期，罗马却在不断走向衰落，并在五世纪初被日耳曼蛮族彻底摧毁。因此，从三到六世纪，南京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二
南京被东晋朝廷定为京都，主要是因为当晋愍帝司马邺被刘曜俘获以后，临危受命统摄政事的琅琊王司马睿原先兼领徐、扬二州军事，驻地就在建康。司马睿并不是很热中于做皇帝，愍帝被俘以后，面对贵族官僚们的联名劝进，他只肯以丞相名义号令天下，而且还一再表示，如果继续逼他“即位”，他就要撂挑子回自己的封地去，直到两年后晋愍帝被杀掉了，他才终于就范，在南京称帝。司马睿的消极态度事出有因。他虽然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开国的司马炎只是他的堂叔，和“八王之乱”中那些显赫一时的藩王比较，他是“时人未之识”的小角色，为求自保，养成了“恭俭退让”的习惯。当那些有实力的藩王们在相互拼杀中凋零殆尽时，司马睿才水涨船高地逐渐手握重权，最后水到渠成地即了帝位。
从司马睿定都南京到杨坚灭亡陈朝的近三个世纪里，政权虽然多次易姓，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并没有出现过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每一次成功或不成功的政变，除了给局部地区的民众造成程度不一的损伤，都不曾动摇社会的基础——权力的转移始终在世族豪门之间进行。这样，这一时期的南京就为中国历史上为害最烈、影响最深的痼疾之一——军阀政治提供了系统而完整的标本。
军阀政治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经典《大学》里有一段话：“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把封建割据的理论精髓和指导思想作了最根本的概括。每逢乱世，各色野心家莫不以抓军队、抢地盘为第一要务。军阀攫取最高权力，曹氏、司马氏是成功的典型，当然也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从司马炎建国后的几百年里，军阀不断地制造动乱、觊觎和取代帝位，构成了政治舞台上的中心情节和重要场景。
司马睿南京开国，本身就是军阀混战的直接后果，而他登台之后不久，盘踞武昌的大军阀王敦，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军建康。王敦攻下了石头城，放纵士兵劫掠，司马睿被困在台城，放话说：“想坐我的位子，只管早说，我回琅琊去好了，何苦糟蹋百姓！”话一挑明，王敦反倒有了顾虑，只给自己弄了个丞相的官衔，武昌郡公的爵位，回师西去。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司马睿病倒了，当年一命呜呼。皇长子司马绍（晋明帝）即位，与王敦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司马绍是个聪明人，五六岁时就对“长安与日孰远孰近”发表过极具思辨色彩的妙论，他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弱势中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逼得王敦仓促起兵，最终气急败坏而死。聪明人短命，司马绍只活了二十七岁，当皇帝三年而已，继位的是他年仅五岁的儿子司马衍。在讨伐王敦时坐大起来的新军阀苏峻又重演“清君侧”的一幕，攻入建康，而且冲进台城，焚烧宫室，蹂躏嫔妃，无所不用其极，就差没有篡位。不过因为基础和实力都还欠缺，苏峻很快就被温峤、陶侃等人打败，枭首阵中。从此，南京的东晋朝廷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军阀们相安无事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
相安无事的重要原因是不同势力集团的相互牵制。这期间最大的野心家桓温，最终也未能实现“抱负”——不仅没当上皇帝，连模仿曹操“加九锡”的要求也被谢安等人连拖带骗地耽搁了。桓温为了发展壮大自己，以光复中原为标榜，一次西征，三次北伐。可以说，这些战争就是他一生的事业，然而，除了西征顺利得手，三次北伐都不成功，而且每况愈下。第一次、第二次还到达了长安、洛阳一线，第三次出师不久，就弃甲烧船溃败而回。三次北伐历时二十余年，看到自己第一次北伐途中手植的杨柳已经长成合围的大树，桓温写出“昔年种柳，依依汉南，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名句，感伤中真还有些悲壮的意味。在中国的传统政治里，“统一”是一个是永久而神圣的话题。天无二日，所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但是，所有的“统一”，几乎都是从北向南的征服过程，北伐基本没有成功的先例（即便是北伐开国的明朝，最后也还是通过朱棣南征才实现真正的一统天下）。个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较难激发出奋发拼搏的欲望。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抵消了改变和创造命运的雄心。越王句践的卧薪尝胆一类主观强制手段，正是反映了江南人克服自身惰性的艰难。在西晋末年逃难来到南方的中原百姓，尽管多达百万，但几十年来已经安家置业，同化为南方人，不可能还念念不忘于“光复”大业，而南京城里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他们阻挠北伐，除了遏制桓温势力的膨胀，重要的原因是北方残破，即使能回得去，也决不可能维持眼前这种生活水准。他们说北归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而且“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总之，北伐毫无意义。这种观念决定了南京三百年“偏安”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