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么错？
作者：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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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月6日，《纽约时报书评》刊登了米兰·昆德拉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变奏的导言》，是作家为其剧作《雅克和他的主人》写的序。这篇文章重复了他对欧洲小说的独特看法，强调了从塞万提斯、斯特恩、狄德罗到布罗赫、穆齐尔和贡布罗维奇等人的这一变奏。昆德拉这样谈到其剧本的创作经过：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遭到禁止，他本人也失去了生活来源，这时有个导演朋友想要帮助他，让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成剧本，但当他重读一遍这部作品后，他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夸张的姿态、黑暗的深刻、富有侵略性的伤感的世界，都使我很不舒服。突然，我感到一种对《宿命论者雅克》无以名状的痛切怀旧。”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把狄德罗的这部作品改编成剧本，让幽默的雅克和他的主人在两百年后重新上路，继续西方小说那种自由的旅行。
昆德拉声称，他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其作品的美学价值，而是他小说中的“氛围”，那是“一个一切都变成了情感的世界。换句话说，在这儿情感被拔高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为了证明这一点，昆德拉讲述了本人的一段经历，苏联入侵捷克的第三天，他驱车前往布迭约维策，路上遇到苏联军队，在检查了他的车后，一个军官对他说，这全是场误会，“你必须认识到我们爱捷克人，我们爱你们”。昆德拉并不认为那个军官是在说假话，他由此得出结论：“人不能没有感情，但是当感情本身被视作价值、真理的标准，以及各种行为的正当理由时，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恐惧。最高尚的民族情感随时可以为最恐怖的东西辩护，而心中充满抒情激情的人会以爱的神圣名义犯下种种暴行。”
在这篇文章中，昆德拉指出了两点：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特征，二是西欧与俄罗斯两种文化精神的根本差异。在昆德拉看来，自文艺复兴起，西欧人的情感已经被理性、怀疑、游戏的精神和事物的相对性所平衡，而俄国的历史恰恰缺乏文艺复兴的洗礼，遂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俄罗斯精神的奥秘就在于它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不平衡，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导致了俄国革命，也给东欧各国带来了灾难。
这篇文章谈的是文学，但却涉及当代世界的重大主题。彼时正值冷战高峰，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西方正处在惶恐不安之中，对俄国革命成因的任何探询，都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个著名小说家，又是来自被苏联入侵的国度，昆德拉对这场革命的文化学阐释堪称适时。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作者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各种杂志封面上，许多知识界人士也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其中，来自苏联流亡作家圈的反应尤其强烈。同年２月１７日，俄裔诗人、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说昆德拉错了》一文，对此做了激烈的反驳。
布罗茨基首先指出，昆德拉的观点是出于历史的必要性，而不是出于美学的必要性。文学与政治是不同的，文学有其自身的活力、自身的逻辑和系谱，它比政治和历史提供了更完整的人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要让历史为他的美学负责，历史就会从他的脚下溜走。这样，一个人就会使艺术服从于一个信条、一个哲学体系、一个群体利益以及一个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个政府可以把艺术视为工具，而一个艺术家则不能这样，他不能以历史的必要性为其言行辩护，他应当坚持美学的必要性，“如果文学具有一种社会作用，也许那就是要展示人的最大参数，人的精神的最大值”。换句话说，昆德拉是以政治立场代替了文学批评。两年后，布罗茨基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演讲中又几乎重复了这一基本观点。
关于理性与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布罗茨基认为，昆德拉的阐释也不是事实。二十世纪种种暴行，并不是以爱的名义，而是以历史必要性的名义犯下的。“历史必要性的观念是理性的产物，并由西方传到俄罗斯。所谓高尚的野蛮人、坏的机制阻碍了人性固有的善、理想的国家以及社会的正义等等观念，无一是发源或兴起于伏尔加河畔。人们也许会极力抵制这样的诱惑，即把十八世纪巴黎沙龙里那帮不负责任而又富有才华的寄生虫们，看作是现代警察国家的起源，但是人们却不会忘记，《资本论》正是由德文译成俄文的”。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西方理性都没有遇到过像俄罗斯那样强烈的反抗。这一反抗“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又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大恐怖的浴血，甚至迄今尚未结束”。
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描写的也不是情感本身，而是“情感的等级”。这些情感都是对思想的反应，尤其是对从西方舶来的理性的反应。小说中的俄罗斯结局大都是由发生在西方的事件所引发的。梅什金公爵是从西方回来后发疯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是从西方获得他的无神论观念，西方还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源泉和阴谋的所在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人是一个精神的实体，所以他的主旨就是为人的灵魂而战。通过小说，他描写了存在的信仰与功利之间，人心在善与恶两个深渊之间的摆动。今天，人们在高度赞扬理性的时候，应当自问，理性是否对人能有真正的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的一个伟大主题，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题。布罗茨基认为，由于昆德拉坚持从他的经验自我中得出的结论，拒绝一个更宽广、更丰富或更具洞察力的人的概念，他作品中那些“受伤的理性主义者”反映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民族，都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
分歧的双方都是世界级作家，在布罗茨基看来，艺术表现了更加普遍和丰富的人性，政治是可变的、偶然的，文化则是普遍的、稳定的，不能从历史（政治）去解释艺术，也不能从历史（政治）去解释人性。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把复杂的人性简单化。而昆德拉则认为，政治与文化不能截然分开，在政治生活中能找到的，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也能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便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然而，这场分歧看上去并不像是在争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我们所知，昆德拉一贯反对文学与政治走得太近，提倡一种具有游戏精神的写作，而布罗茨基继承的俄罗斯古典传统，反倒是常常模糊文学与政治的界限，主张用文学来表现社会主题。他们的分歧，其实是围绕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昆德拉看重理性，布罗茨基则看重情感。
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倾向由来已久。早在十八世纪，席勒就已经区分了素朴与感伤两类诗人，素朴的诗人不为实际生活所困扰，不在艺术中去寻求个人拯救，感伤的诗人则反是。不过，在席勒那里，其间的差异更多还是出自个人秉赋，到了昆德拉与布罗茨基，这两种不同文学倾向却上升为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那就是，西方人是理性的，俄罗斯人则是情感的。而当他们坚持这种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法，并以历史作为论据来维护自己的文学倾向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双重的误解。昆德拉误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罗茨基又误解了昆德拉。
然而，在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俄罗斯作家看来，苏联奉行的历史必然论、计划经济，以及社会的严密组织和控制、权力斗争的功利主义等等，全都是西方科学和理性的结果。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界开始接受西欧思想，尤其是深受德国黑格尔一派哲学的影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目的的过程，人类可以借此规律的掌握，建立一个普遍理性的和谐社会，而个人在普遍理性面前只有顺从。这种理性产生了两个结果：人既是人的目的，又是历史的工具。西方主义者别林斯基就曾一语道破这种理性的历史奥秘：“我开始这样来爱人类，为了使人类的极小部分成为幸福的人，我认为要用火与剑消灭其余的人。”尽管俄罗斯没有西欧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但却有着东正教强烈的人性意识。正义感与同情心使他们憎恨农奴制和专制君主制，接受了西欧的无神论和解放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