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
作者：达 然
字体： 【大 中 小】
有人批评中国作家没有思想，这本是千古善事，成为文坛一景，也是势在必然。只可惜批评者本人亦无思想，以无思想而批评无思想，极类夏虫语冰，太监说性，无怪乎引得嘘声一片，风景是有了，只落得个一景不如一景。其大标题下是“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思想”，然而自己在文中却扛不动思想来论理，只谈些学历和经历，或者是抄一些“价值观”、“反生命”一类的术语，已是贻笑大方。
批评则批评矣，但请莫道学历，莫论经历，扛不动思想无妨，因为中国的学府和学界沾染了太多的官气、匪气和酸气，无论博士与否，谁也无奈。没想到，中国文学界在“下体秀”、“少年秀”之后，又被操弄出“博士秀”。在文化的盲区，盲人习惯了黑暗，那就不必摸象，继续修炼则已，可有人偏偏要出来献丑。
如果以作家的学历作为批评的论据，那不仅仅是现代人要发笑，世界上好多已经去世的文学巨匠也要被气活的。莫泊桑二十岁时应征入伍，退伍后一直做着小职员；马克·吐温十二岁时就被迫自谋生路，当过学徒、报纸投递员、排字工、矿工等；欧·亨利十五岁时就开始当学徒、牧羊人、会计员等；卡夫卡的专业是法学；契诃夫和鲁迅的专业是医学……因为作家所不同于学究的区别在于，他们靠的是灵性和颖悟，他们的许多拥有是独享的，而不像学术研究是资源共享，更不能依靠时间和钻研，远非拆散几本线装书，或者翻腾几下西洋果所能比的。有此同感者不乏其人。小说家塞万提斯在谈到掌握语言时说：“一句蠢话可以用拉丁语说，也可以用西班牙语说。”思想家蒙田则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他还说：“我们应该考查谁学得更好，而不是考查谁学得更多。”教育家爱默生就大学教育说：“学院憎恨天才，正像修道院憎恨圣徒。”
不过回过头来，中国作家的好作品也确实少得可怜，小东西有时还能残喘几年，大部头极少有五年以后读起来还津津有味的。那么，每年的那么多获奖作品又作何解释呢？那么多美妙绝伦的评论又作何解释呢？每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了多少好小说呢，还给栏目起了那么好听的名字，什么“精彩阅读”啊，“第一阅读”啊，往往还附有高妙的评语。可一年以后呢，三年五年以后呢？搁书店里三折还没人买！曾经受到那般漂亮而绝世超尘评价的作品，为什么眨眼就变成一堆垃圾了呢？
掌握纸质文学媒体的既有资深编辑，又有领国家工资、有国家给予的职称的文化官员，也可能是知名作家，而搞评奖和评论的大体上还是这样一批人，长久以往，便形成了一种规矩：发在某些刊物上的作品，常常也就是备受推崇、极易得奖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自然是，既维护了刊物的权威，又维护了评奖者的权威。这在文艺界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没有歌词界、作曲界、晚会界那么黑罢了。当然这背后隐藏着老一辈的一种困境：所谓矮子里面拔高个，无论如何，总不能不出刊吧？总不能不评奖吧？
其实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有些前辈总是喜欢画地为牢，肥水内流，居功不退，有的年轻人才会出此下策，出现一些可笑的举动。比如，有个年轻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贾平凹、余秋雨各有很不错的作品传世，鲁迅、巴金、金庸、莫言、王朔、摩罗、李建军也都有他们值得尊敬的成就。”读者一看就乐了，有这么排序的吗？居然把自己的几位年轻朋友排在“大名家”后头，真是悲哀之举。不信，请看看这几年出名的年轻人，女的靠什么出名，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因为没穿裤子，所以一目了然，至于背后是怎么搞的，不得而知；男的，除了几个是学生（请注意：学生是另外一个卖点）外，如果身份是社会人，几乎全是靠所谓“酷评”才成名，比如王彬彬（二王之争）、余杰（二余之争）、葛红兵（悼词）、朱文和韩东（断裂）、蒋泥等几位博士（作家批判书）。细想想，他们实在是没办法啊。
真希望有些志得意满的作家们回头看看，什么才是有思想、有影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被林肯称为“引发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百年孤独》完美地描述了人类“儿童状态”对于恐怖与无助的自我意识，《战争与和平》对于人类共同苦难的探究至今无出其右者，西方现代派作品曾经让中国作家群体疯狂模仿……而在我们这里，说句不中听的话，真是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特别声明：不是每一个竖子都成名，也不是每一个名家都是竖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阮籍面对刘项争锋的古战场，摇头发出的幽叹。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时世何其相似！
如此混乱局面恰是由思想矮化引起的。挺拔的竹林从来不互相纠缠，乱长的蔓草则总是在吵吵闹闹。这种现象是很值得好好玩味一番、细细梳理一通的。
一、缺乏思想的表现种种
缺乏思想的表现无外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
内容上的猎古猎奇猎艳，直接造成了文学视力的老花、散光和近视等疾病。这等眼神，自然毫无思想的穿透力。老花患者在写历史传奇。写这种东西的好处首先是两个字：好读。中国历史历来是讲究智慧的，而这智慧几乎全是什么用兵奇谋、宫廷斗争、奸相忠臣、处世良方、全身之道，故事俯拾皆是，奇趣层出不穷。而且，既是传奇，便可如《三国》、《水浒》般信手写来，只是没有罗贯中和施耐庵的那份才气和雅量，写出的东西只适合拍拍影视剧，闲来消遣，在其他方面实在无法细细审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二月河。二月河之外，还有人在费大功夫写大秦、大唐、大宋、大明中华五千年，自秦以来虽然很少产生思想，但无聊且重复的故事颇多，足够文学视力老花者抱住乱啃。我们的作家之所以擅描（是描红的“描”，不是“写”），还有一个附带的原因是，他们非得从历史中寻找厚重感，是受了几种影响，一是俄罗斯（苏俄）传统，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二是拉美传统，如《百年孤独》，三是反右和“文革”，使作者觉得现实题材雷区太多，而历史题材小心把握，不要写出《海瑞罢官》一类的作品来，没准还会被认为是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哩。
散光患者在写人生苦难。在这方面，除余华、李锐等少数作家具有举重若轻、拈花微笑、大悲如喜的特质外，其余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中华民族千年凝固的农耕状态，足以代表人生的苦难、人性的无奈，于是在这题材上铺上高粱秆，围上篱笆墙，穿上厚棉裤，深挖各种原始欲望、残酷的生存竞争、无聊的日出日落。更令他们信心百倍的是，曾有海外汉学家认为，汉民族的这种凝固状态，完全可以提高到人性的审美高度，或者是“存在”的哲学深度，于是大家更是趋之若鹜，生怕自己失去这种厚实的写作之基。但是，这种对于生活原生态的描述，如果只是起到了摄影的作用，只是因为熟悉某种生活才写，既没有浓缩，也没有提炼，结果只能是既非艺术，也无思想。在许许多多的摄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张沟壑纵横的脸、无数个在严冬抽着旱烟袋、穿着厚厚棉衣的存在者。实际上，一个真有思想的写作者，决不会抱守某种自以为是的题材而不放，更不会取巧献媚于题材。对类似题材的把握，总是能置于一个阔大的思想背景中。读余华的小说，通过精巧的构思和平实的语言，尽管他没有直接描述农耕文化，但在主人公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中，完全可以想象到一个多么可怕的生活背景。
白内障患者在写时代生活。本来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写作资料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描写生态及自然环境问题、女性主义、家庭解体、新型战争、生活本身的荒谬……但我们很少有作家这样做，而是产生了像王朔、池莉、卫慧这样的时代先锋，再有就是写公园里的一次艳遇、会场上的一种眼神、飘游于男人间的女性弄潮儿。这些东西，难道就是这个时代能给予我们的吗？在市场化写作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对于当下生活的描述，作家和读者都定位于最浅表层次的感官快乐。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再怎么妖娆美妙，再怎么婀娜多姿，固然可以吸引众人眼光，但若更能吸引众人眼光，还须脱光。白内障的特点之一是，连表面的妖娆美丽都看不清楚，惟独可以模糊地看到脱光后的白花花一片。然而，脱光状态能代表这个时代吗？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作家所描写的时代生活，一律描述的都只是时代的“脱光”状态，是一种畸形的表象而非本质，远非时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