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当红袁世凯
作者：魏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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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４年，在李鸿章的一份述职报告中，有一段对袁世凯的评价，说他“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厥功甚伟”〔１〕。获此殊荣时，袁世凯年仅二十五岁。此后，李鸿章对袁世凯一度给予积极举荐和重用，彰显出其惜才的一面。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当李鸿章天年即尽的时候，慈禧问谁能接他的班，他指定了袁世凯。从这年起，袁世凯逐步走向清廷政坛的前台，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一跃成为晚清一时无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
到１９０６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北洋集团所拥有的中国惟一一支十万大军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别的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到这节骨眼上，清廷之“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袁世凯走向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前台，尚无实据证明，在他的仕途中，有什么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凭的完全是个人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国内对袁世凯的赞誉主要来自维新派先不说，就是当时悄然崛起的西方大国美国，对袁世凯也是盛赞有加。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４日，美国记者托马斯·Ｆ．米拉德在他的《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中开篇就说：“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认为第一。”〔２〕所以，即使后来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也绝非简单地如一般常识所说的窃国。历史表明，袁世凯的上台，国际国内形势、人心思定以及南北合作等因素，均起了重要作用。至于袁世凯“成了神仙想升天”（当了总统想皇上）的倒行逆施，又在另当别论之中，本文重在言说当红的袁世凯。
回溯至１８７９年，正是二十岁的袁世凯第二次乡试名落孙山的一年。他因此愤而投笔从戎，还给自己找了个妥帖的理由：“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随后就去了山东烟台，在他嗣父故交淮军“庆”字营吴长庆麾下，任营务处帮办一职。随军入朝不久，即赶上朝鲜政变，袁世凯又出任前敌营务总理。任上一年，袁世凯果断干练地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为他赢得较高声誉，连朝鲜国王都要亲自请他“代韩练兵”。１８８４年，吴长庆因故内调回国，袁世凯接替了驻朝“庆”字军的统率权，仅年余，便获得“知兵”美誉。李鸿章在述职报告中对袁世凯的高度评价就来自这里。两年后，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下，袁世凯终奉旨“以知府分发”并“赏加三品衔”，其平步青云的速度，史无前例。当时的袁世凯仅二十七岁。此后，袁世凯以清朝大臣身份，驻朝长达十年之久，直至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起，他才奉命回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促使袁世凯致力于陆军军制学的研究。“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东北前线返京的袁世凯就居在北京的蒿云草堂。摒绝杂物，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了各类西方军事著作……”〔３〕袁世凯此举，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以致“人皆未见，目为奇书”。“联系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袁世凯对于中国传统军制所提出的强烈批评，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使袁世凯一时成了众人瞩目的当代‘军事奇材’。”〔４〕众望所归，袁世凯被当时（１８９５年１１月）的督办政务大臣们一致举荐为练兵大臣。就这样，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组建了帝国惟一一支“装备完善”的陆军部队，名曰“北洋新军”。袁世凯正是靠这支军队树立起了他在政府（包括国内各派势力）及列强面前的崇高威望，也由此奠定了他牢固的政治基础。
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袁世凯，使皇室大为不安。袁毕竟是汉人——而让汉人掌握着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在满清史上绝无仅有。１９０７年，皇室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内调军机处“主持枢垣各政”。这不但没削弱袁世凯的势力，相反，袁还利用在军机处工作的机会，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宪政治的步伐。“果然，自１９０８年军机重组之后，清政府的《资政院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立宪文件相继颁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相继设立，清廷立宪政治的步伐明显加快。袁世凯也由此获得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好感，他们在袁世凯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希望。”〔５〕
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早为他的政治夙敌载沣所不快。１９０６年，以袁世凯为首的立宪派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新官制改革案》，其核心内容是：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制。内阁制主要仿照立宪国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在政务处的一次立宪讨论会上，当袁世凯提出这一议案时，“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６〕。真还可以说，为追求三权分立的政治理想，袁世凯在当时是冒了生命危险的。这时，我们还看不出袁世凯有何不良动机（如皇帝梦），因为著名的清末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就是他力促而成的。这说明，此时期的袁世凯，其政治思想是足以为人所称道的。
从载沣过激的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的袁世凯被定为满清皇室的头号政治对手。历史证明，在清末的宪政运动中，袁世凯确为当时地方官僚中“最为激进”的立宪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很早便指出，要挽救国家，“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７〕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得到了相当一批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这也“使得袁世凯本人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树立了良好的印象”，并获巨大支持。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在晚清的统治层内部，还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改良争取到这样多的东西”〔８〕。
在这次立宪会上，因未能要了袁世凯的命，载沣一直耿耿于怀。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１５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载沣摇身一变，成了新皇帝（溥仪）的爹爹，且握监国摄政王的大权，他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不同政见者总首领袁世凯。他本想置袁世凯于死地，可他错估了自己的能量；于是，杀不了袁世凯，就只好求其次，撤消袁的一切职务。后又以袁世凯的党羽为目标，将他们一个一个从重要位置上摘拔下来，企图以皇族势力取代袁氏势力。但载沣所做的这一切，在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面前，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在“北洋军中，自统制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非袁不从。满族亲贵们既然无法彻底地更换这一庞大集团的下层，其对于集团上层的局部人事调整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９〕。
进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以“布衣”、“野老”隐居在河南漳德洹上村的袁世凯，却牢牢地控制着北洋的几万精兵和全国政局。当时的洹上村，实际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这里专门设有电报房，随时保持着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络，袁世凯每天上午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来处理“公务”。北洋各路将领还随时赴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汇报。甚至一些朝野要人、外国使节也常常到洹上村来拜望袁世凯，聆听他的政见。这使人想起当年李鸿章在天津办公的情景。外国使节在前往北京之前，都要去天津逗留几天，以专程拜访在那里的李鸿章。因为那一时期的大清政策，也只有李鸿章摸得上头绪，有定准，说了算。这一点，袁世凯很像发现他的伯乐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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