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东林悲歌
作者：陈椿年
字体： 【大 中 小】
(一）
大明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冬十月，由削籍回乡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主持，在南直隶常州府属无锡县城东门外，修缮重建后的东林书院举行了首次大会。这里原是北宋理学家杨时（龟山）的讲学之地，历经五百年风风雨雨，早已荒废而为僧舍。如今由顾宪成集合几位同道，包括他的老弟顾允成，同乡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聚徒讲学，书院的名声很快便传扬全国。《明史》记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吴、越、江汉甚至北直隶等地都有人慕名前来，人数之多使得书院里的房间都不够住了。
顾宪成曾在朝廷考核官吏时“举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从分管一个“府”的政法工作的外吏升任吏部考功主事。可是他上任不到三年即被“削籍”，换成今天的说法相当于开除公职，原因是他触怒了皇帝。当时的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据说他俩曾在菩萨面前密誓，要册立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常洵是老三，万历的长子朱常洛系恭妃所生，按“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规则，太子应为常洛。万历便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肯“立储”，指望在时间的推移中能找到废长立幼的有利时机。万历还制造“子以母贵”的既成事实，册封郑氏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却有意冷落恭妃，以此试探朝臣们的反应。许多朝臣都上疏激烈抗议并因此遭到贬逐，但两届首席内阁大臣即“首辅”对于皇帝这种藐视“祖宗成法”和有悖“伦常”的错误，不仅没有抵制和进谏，反而一味迎合。例如册封郑氏为皇贵妃时，首辅申引时就出面担任首席赞礼官。后来的首辅王锡爵更为皇帝出了个“三王并封”的馊主意，即把三个皇子在同一天封王，实际上剥夺了皇长子应为太子的优先权。而他这个主意遭到另一位内阁大臣王家屏等人的反对。王家屏还勇敢地批评了皇帝，皇帝一气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阁臣缺员，照例由吏部会同其他官员“会推”几个人选供皇帝选择，而顾宪成等人竟把王家屏列为“会推”名单中的第一人选，这不是分明在和皇帝对着干吗？不仅如此，顾宪成还得罪了首辅。有一回首辅王锡爵找他谈话说：“现在竟有这等怪事！内阁以为是的，外廷总要反对；内阁以为非的，外廷却都赞成！”顾宪成针锋相对回答道：“是啊！现在的事情实在奇怪：天下以为是的，内阁都要反对；天下以为非的，内阁却都赞成。”这样，他把皇帝和首辅全都得罪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皇帝降旨：将他“削籍为民”。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事。
当时和顾宪成一道而先后遭到贬逐的官员很多。按照官场惯例，朝臣们是可以上疏为他们求情和分辩的，这叫“申救”。可是官拜“行人”的高攀龙却上疏质问皇帝，列举众多被罢斥官员的姓名，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未见忤旨，何以皆罢斥也？！”他不是为某一官员求情，却代表所有这些被贬逐的官员公开向万历帝和首辅提出抗议。结果是：他的官从七品官“行人”贬到外省一个小县里去当从九品杂职的“典史”。
再如钱一本，他原先官拜御史。当时皇帝被朝臣们接二连三、连篇累牍奏请早日“立储”的事闹得心烦，便降旨宣布：如果朝臣们一年之内不再提及“立储”，那么一年之后我就来办这件事。如果你们一年之间再拿这件事来烦我，那就再拖一年免谈此事。谁知一年将满之时，一位朝臣上疏谈论册立太子的礼仪和费用问题，万历便抓住这件事宣布：既然臣下违反当初的旨意，那么立储一事在下一年也免谈！钱一本竟上疏尖锐批判皇帝：“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１〕措辞如此尖锐激烈，简直像在指着皇帝的鼻子大加训斥似的。万历帝大怒，当即将钱一本削籍为民。
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其余几位人物，也都有着类似的“抱道忤时”的经历。他们虽官职不高，声望却不小。尤其是顾宪成交游广阔且颇有手腕，由他牵头重建东林书院，淮南巡抚李三才便慷慨解囊，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县令林宰更是具体操办，“为之营造”，京城的许多官员也致信鼓励、祝贺，各地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自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把这座书院当作他们的一个结集点了。
不消说，他们“抱”的是孔孟儒家之“道”。但明代中期以后，曾经垄断孔孟之道阐释权的程朱理学已被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所取代。王学主张“致良知”、“心即理”，声称“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２〕，甚至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王学的出现对于那时禁锢心智的理学末流曾经是一种解放，但王学自身也存在着先天的弊病。“心性”和“良知”都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并无客观标准，所以王阳明死后，按黄宗羲的说法，王学迅速分化而成七个支派。到了顾宪成他们的时代，“无善无恶”的王学末流已成抹煞是非观念、肆意胡作非为的根源，所以顾宪成批判它是“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尘缘……以砥节砺行为意气用事……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人心者矣！”〔３〕更批评“心即理”的说法是“此乃无星之秤，无寸之尺，其于轻重长短，几何不颠倒而失错哉？”〔４〕顾宪成他们进而认为：当时那种朝政浊乱、是非混淆、皇帝任性胡来、官员们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轻浮丑恶……种种不良现象的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王学末流的盛行。因此他们要强调善善恶恶、明辨是非，主张学问应该“济物利人”，做人做学问应该严谨笃实、身体力行，主张士大夫应该“立朝居乡，无一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故”〔５〕，这样才是“学以致用”的孔孟之道。
因此他们在东林书院中专讲《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顾宪成在首次大会上宣布的《会约》中规定：东林书院每年召开大会一次，会期三天，每月召开小会一次，大小会都轮流推选主持一人，再推一人主讲学习《四书》中某篇某章的心得，大家可以向他提问质疑，也可互相讨论印证。他们不论是讲解还是讨论，内容都联系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明史》记载：他们“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皆遥相应和”。这样，不仅南北两京都有“朝士”应和，而且当地的士绅和“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都在他们集会时赶来“听教”〔６〕，“一时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７〕。
其实，顾宪成和他的同道们重建东林书院聚徒讲学，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种自觉地担当社会责任、一种继续“抱道忤时”的行为。顾宪成曾明白申说：“自古以来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弃群、孤立无与的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于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８〕可见他们重建东林书院，着手处虽是一乡一书院，着眼处却在天下之人心士气；着手处虽是在讲习圣人经书，着眼处却在干预朝政时局。他们这样做，事实上已对中国传统的书院讲学制度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已经把五百年前杨龟山创建的从事学术探究的东林书院改造成为通过讲学评议朝政、批判社会人心、介入现实政治斗争的东林书院。而他们在讲学中所反复阐述的那些观点：入世、务实、求真、身体力行、崇尚气节等等，也因此成了他们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了他们心灵的盔甲和戈矛。黄宗羲称赞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涤洗乾坤”，就他们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这话并非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