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书屋絮语

作者：邵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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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湘人，风云际会，群贤毕至，尽显风光，然识见各异。
　　读《曾纪泽日记》，知光绪四年八月，他蒙召应对：“办洋务，难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之后，他便放洋出海，担任驻英、法公使。此番见识，当时可谓先进。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办洋务图自强，确知之维艰，行之亦难，终事倍而功半。及甲午一役，仇未报，耻未雪，再后的庚子之变，只好耻而又耻了。事势比人强，郭嵩焘早在咸丰八年日记中写道：“自西洋通市中国，中国情形，彼所熟悉，而其国之制度虚实，中国不能知也，但眩惑其器械舟车之利，相与震惊而已。”看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更进一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事势所逼，脉络虽清晰，终究无济于事。
　　中西文化的交战应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条隐线，此消彼长，不一而足。到“中国文艺的中兴”（蔡元培语），以运动的形式来了个总爆发，偏激人士舍中就西，矫枉过正，滑入歧途。联想到郭嵩焘、曾纪泽、马建忠、容闳、严复、王韬等人的西学见识，满以为后来者会为之续篇，臻于完善，结果牙慧不拾，余而不绪，岂是糊涂，简直恶趣。失却文化的策源，又同而不化，贻害无穷。
　　郭嵩焘言“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开埠以来，“洋情”知了，也近代化了，似乎“荆棘”已除，而“控制之法”犹然不得。再后，“洋情”更知，西学更炽，洋为中用，到头来还是未脱窠臼，食洋而不化。
　　 “奴才写的洋人全知道，洋人写的奴才不全知”，曾纪泽那代人很有自知之明。情势之中，“不全知”也不仅仅关于“洋情”与西学。又逾百年，我们知识多了，见识似乎却少了。面对近代湘人旧事旧识，良可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