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关于汉字文化的对话

作者:王 蒙 孟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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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本位和音本位
  
  孟华:先请教一个问题。您在《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一文中谈到的“汉字文化”是指的“汉字的文化”还是“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汉字性”?
  王蒙:我说的汉字文化主要是指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因为我认为在各种语言文化当中,语言和文字起的作用特别大,尤其是中国。这里各民族的情况各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比如说这次韩少功先生在论坛提出超越民族,这个也许是对的,比如说欧洲一些民族的情况就和中国的情况太不一样了。但是至少在中国的文化里头实质上是以汉语和汉字为基础,尤其是以汉字为基础的。
  孟华:您也曾提到过“字本位”这个概念。在语言学界和文学界都有人提它,但含义不太一样。总的意思是具有汉字性、书写性、文言性价值取向的是字本位的,强调汉语性、口语性价值取向的是言本位或音本位的。
  王蒙:我觉得是这样,文言文是字本位的,白话文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在《红楼梦》中有时候一个口语单词在一章里会前后出现两次而写的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只有表达音的意思。《西厢记》里头有一句,就是把那个“兀突”水喝下去,现在北京人把又不凉又不热的水仍然叫做“兀突”或“乌涂”,东北人也叫“兀突”,这个“兀突”没有一个固定的写法。
  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本来应该是音本位的口语,写下来以后它往字本位上发展。北京有一句骂人的俗话叫做“丫挺的”,这个“丫挺的”实际上是来自“丫头养的”,头和养反切,就变成了“挺”,可是现在写这个“丫挺的”的“挺”,我有一次写成了“家庭”的“庭”,就有好几个作家告诉我说你写错了,这个“丫挺的”就是说一个丫头挺着个大肚子,就是说她作风不好。实际他们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它是“丫头养的”一个反切。这本来是一个音本位,怎么写都行,但是写成了字以后就觉得意思也有,而且意思非常的生动,它从音上义化了。
  孟华:这种“字本位”倾向在汉字解读中很普遍,人们喜欢按照字义对纯语音的书写形式进行理解。除了您说的望文生义的曲解以外,还有的给纯表音字穿上表意的外衣。如外来词“茉莉”本来写作“末利”等形式,是纯粹的表音字,但后来人们给它加上草字头,音本位的符号加上意符后就变成了“字本位”的了。
  王蒙:比“丫挺的”更以讹传讹的是所谓“满世界”与“绕世界”,不但把音意味化了,而且把老口语现代化了。原来应是“满是价”,“价”是助词,轻声,“是”是代词,犹言“这”、“此”,或言“所有的”,如北京口语:“是人都比他强”。而“绕世界”的“绕”也错了,是“饶”,“饶”是副词,如言“饶有趣味”,口语必须念二声,而不是“绕”的四声。“绕世界”应作“饶是价”。我的印象这两个词变成现代化的“世界”是从浩然的《艳阳天》流行起来的,我已经十分悲观,认为很难再纠正了。我呼吁真正的语言学者对此说句话。
  孟华:语言学者们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规范语言,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监察人们不标准的言语行为。而对您说的将方言口语“满是价”转换成标准语的“满世界”现象,他们却常常充耳不闻。这个例子深刻地说明了,由汉字规范的“雅言”即标准语是怎样将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意义强加到方言口语头上。当人们用“满世界”取代“满是价”、用“高义伯胡同”取代“狗尾(yi)巴胡同”的时候,字本位的雅言就把音本位的方言中那些凝聚着地域文化意蕴的精神元素遮蔽了、抑制了。字本位对音本位的遮蔽和抑制,实际上是雅文化对俗文化的胜利。您对这种胜利所表现的忧虑,给“语言警察”们出了难题。
  王蒙:还有对于中国的字本位我觉得特别好玩儿的就是翻译的词,那些翻译词变成中文以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很多学者去查原文,而都是按照中国字去理解,也就是“望文生义”。“望文生义”是中国人的特色,对于“民主”,就理解成事事由民做主,“共产”,就理解成一切归大伙。当时林琴南为文言文辩护,就是说文言文的含义多,用以翻译,比原文还丰富出彩。他举例说,逻辑,这是希腊的词,而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这个就变得非常中国化,逻,就是铺开了,辑,就是归纳,演绎法、归纳法都在里头了,再有中文中的“幽默”也是太漂亮了。包括可口可乐,这个可口可乐比英文中的Cocacola还要丰富,还富有创造,这里头又有可口的意思,又有可乐的意思。汉字,具有极大的暗示性。
  孟华:汉字喜欢参与汉语意义世界的构成。这是拼音文字文化中所没有的现象。在记录语言单位的时候,汉字总喜欢自己出场,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语言。汉字这种对语言的积极参与意识确实是一种字本位性。它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写作方式或文化态度:是按照汉字的逻辑去书写汉语呢还是遵照说话的立场去写作?比如文言写作和白话写作就是“字本位”和“音本位”态度的分野。
  王蒙:所以我说过,一个舶来的思想命题,一旦译成汉语,就开始了它的中文化——中国化过程,一切外来名词不达意到了咱们这里,最后都会具有程度不同的中国特色。
  孟华:顺便问一下,您的创作历程中是否也曾受到过“写音主义”的影响?是否存在一个创作上的“写意主义转向”或“字本位转向”?
  王蒙:当然是,因为解放以后非常提倡写口语,讲大众文化。有一阵包括老舍在内都提倡把作文叫做写话,但实际上写话和作文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一样。我觉得中国古人作文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好的自我感觉,这个汉字比较难认,写出来之后非常漂亮,所以他要研墨,他要明窗净几,焚香沐浴才能写作……墨研好之后要把毛笔宣纸都弄好了,写起来既要合辙押韵,又要对仗,又要有起承转合,他进入一种得气的状态,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平常说话是不一样的,他是高雅,所以汉语在文言文里表现得是相当的优雅,完全是一种自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记不太清了,老子说“高下相成,前后相随……”如果不是字本位,哪有这么说话的?这种精炼、这种美妙、这种合辙押韵!《孝经》没有人认为是好的散文,但是我小时候背过《孝经》,我到现在都觉得它美,一上来就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它的合辙押韵非常整齐,非常简洁,它把人的天性中很普通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提高到治国平天下、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全都给概括了。这个如果换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这种效果,你把《老子》翻译成英语的话效果就全没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一定没有效果呢?我们可以做一尝试,把《老子》翻译成白话文,这还不是外文,这你就必须歪曲,不歪曲它就不像口语,就不明白,而且你要知道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不但没有口语性,而且还没有标点,连句读都可以自个儿理解,它的乐趣就在这个地方。
  孟华:文言文真是漂浮在口语之上的一种独立的精神符号世界。它是表意汉字的超语音、超方言性的产物。它代表了一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字本位、音本位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形态。郭沫若的《女神》中“翱翔!翱翔!欢唱!欢唱!”一类的诗句完全不同于李商隐的诗。五四的新诗强调我手写我口,直抒胸臆,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注重言此意彼的含蓄性。一个是写音精神,一个是写意精神。五四以来可能就是写音最后占了上风,反字本位。
  王蒙:但是,中国古典传统里面也有写音的现象,比如白居易的写琵琶的诗。文字说到底要表达一种语言,而语言本身是以声音为形式来表达一个含义,所以我认为文字就把声音和含义变成了一种视觉的可以看到的东西。所有的文字都有形、音、义。英文字母单独拿出来它有形有音但是没义。所以我觉得说音本位,所有语言里边都有,汉语也不完全摆脱这个。当然也有区别,相对而言,汉字是字本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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