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陈省身的“强国”信念
作者：王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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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醒狮”、“巨人”、“雄鸡”似乎一直是国人对未来中国形象的想象，而且这种极具隐喻色彩的想象已经渗入到民族的血脉之中，无论长幼，不分贵贱，人们对于中国一定要强大、一定能强大始终坚信不移。
2004年12月3日晚，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天津逝世，这位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的老人至死仍有一个心愿未了，就是没能看到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出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将成为数学大国”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当年陈氏的这一预言，曾被誉为“陈省身猜想”，一经传出便不断引来世人关注的目光。直至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举行，人们终于看到了“陈氏猜想”的完美证明。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陈省身再次直言：“我想现在中国已经是数学大国了，数学大国之外大家都喜欢用数学强国，但中国还不是数学强国，还要些时间。”〔1〕
在时下中国的各类媒体上，有两个词十分抢眼，那就是“强国”和“大国”。无论是被单独使用，还是二者相并出现，它们总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Google搜索引擎上轻轻键入“强国”这个词，便会得到近十万项与“强国”相关的查询结果，“大国”一词则更不必提，搜索结果早已远远超出十万项。不过，对于“强国”与“大国”的区别，国人看得还是比较清楚。诸如，中国“是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是个电信大国，但还不是电信强国”、“是个数学大国，但还不是数学强国”之类的言说比比皆是。可见，在中国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的今天，国人心中对“大国”和“强国”的区别依旧有着明确的心理尺度。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多次直面几乎使人心理崩溃的家国危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等种种屈辱姑且不说，就是在所谓的洋务自强运动之后，中国还不断遭到强国侵凌。甲午之败、马关之辱、威海易帜、瓜分狂潮、军阀混战、强敌入侵，连连厄运不给中国人一丝喘息的机会。海外华人，尤其是负笈海外的中国学子更是饱受异族歧视，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每临变局，尤感孤立无援，缺少精神寄托之所的心理恐惧和无安全感的无助感受不断袭来，其身心痛楚可想而知。强国信念所以能深深根植于几代中国人的脑际和心底，这源于人们对百数十年来处在亡国灭种等多重危机下的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清醒认识。
多少年来，几代中国人在不停地追问，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陈省身先生生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节目组专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主持人问：那您能回答我，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觉得是教育体制啊，还是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别的什么？因为我们也不缺人才像您、华罗庚、陈景润这样的世界级的大数学家，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整体数学水平会比较落后呢？陈先生大致讲了下面一段话：
是中国人对于自然界的了解不太有兴趣，比方说有些外国人如果到了天津，他可以说研究天津有什么小虫子。中国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中国人很实际，如果你要跟他讲，说我这个深圳、纽约的股票怎么样？大家有兴趣。因为你投资了之后，立刻就会变成钱，当然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天津有什么小虫，可以很值得研究，把它完全研究一下，或者小的植物，比方像我们南开大学，也有相当大的校园。校园里头有什么样的花是好看的？为什么？是什么东西？中国人都没有兴趣，所以引起孩子、引起学生对数学或者科学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有人针对陈先生所论阐述个人看法，认为“对昆虫感兴趣的，在中国也不乏其人，但多把昆虫当成圈养的玩物。真正对昆虫的习性做研究，而没有功利目的的，从古至今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当前，从一些部门领导到一些媒体，也是捧大官、大腕、大款者居多”〔2〕。追捧流俗，崇尚奢侈，鄙视清贫和俭朴，正是导致教育中诸多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虽然，关注和倡议振兴教育和学术者甚多，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强种”、“智民”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所极力倡导的两大“强国”手段，而此二者必须依托教育。因此，百数十年来，教育不仅关乎国运，更寄托了无数中国人的强国梦想。“救国先铸魂，育人先育志”，觉醒的先行者们大都走上的是教育救国之路，这条路是强国的通衢，但这条路也是一条撒满血泪的路。1934年1月15日，罗家伦在国民政府中央纪念周上讲述了他在主持当时国民政府留学考试时的一段经历。这段话大致如下：
“张居正是什么人？”有人答：“司法院长”。又问“于谦是什么人？”有人答道：“监察院长”。另问一人“井田是一种什么制度？”他说“是日本人”。更问道“赤峰在何处？”他说“赤峰是日本的一个海岛”。我们不禁喟然长叹，知道热河之亡，不只是亡于汤玉麟。大学毕业生，不知道赤峰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还不该亡吗？
可以想象，罗家伦在说下这番话时，其内心是何等的沉痛。古人讲，灭人之国，先去其史。而未等到敌人的毁史，国人自先数典忘祖，这种现象特别让人痛彻心肺。罗氏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现状，往往就是过去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中国的情形，正可以是十年以前中国大学教育的反映。”此言不虚。罗家伦这一声悠悠的叹息，蕴涵了深深的悲楚，这一声长叹也穿过历史时空，直逼来者，震颤来者之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还不时地要面对一些尴尬的事件和沉痛的事实：某体育明星不知何为“卢沟桥的一声炮响”、某影视明星身着日军军旗装束现世、歌手大奖赛上不少选手对中国历史常识表现出的无知等等，而这些人大都是正在受着、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抗日战争胜利了，可留给中国的究竟是什么？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仍旧是六十年的沉痛和教训。
陈省身生前极为关注中国学术和教育，他多次呼吁学者要淡泊名利，勤奋工作，还曾以他的导师、法国大数学家嘉当为例，“嘉当是个很正统、很守规矩的人，我跟他去做工作那年是1936年，那年他六十九岁，除了在巴黎大学做教授，还在很小的学校教书。他这个人对于名利一点都不关心。普通人对他的工作对他不是很了解，只有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欣赏他。所以，他的名望是在去世之后才得到的，人们因为他的工作才记得他的名字。在二十世纪的数学家里，嘉当是对二十一世纪的数学界影响最大的一位”〔3〕。他还指出，数学中没有诺贝尔奖是件好事，“诺贝尔奖太引人注目，会使数学家无法专注于自己的研究”〔4〕。陈先生亦曾语重心长地对天津从事数学研究的学者们讲：“我们国内现在对当院士、得奖很注重，这种现象都是媒体炒起来的。而一个数学家真正有建树的工作，媒体是没法讲出来的。嘉当六十二岁才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另一位伟大的数学家黎曼，他的一生就没有得过任何奖。数学家主要看重的应该是数学上的工作，对社会上的评价不要太关心。”〔5〕这些话出自肺腑，言语间隐隐流露出一个老学者对于当下中国学术界内诸多问题的忧虑。还是在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陈先生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更该想的，是数学家大会后怎样使中国的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这比在大会上作几十个报告来得要紧。”〔6〕这话说得言短而意深。“陈省身当然很明白中国数学的现实状况。他觉得，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过高估计自己”〔7〕。
就在陈先生刚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有人说，2004年，陈先生太累了。更有人指责学校，让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不断应付各色庆典，出席各类会议，还要不时地为青年学子和教师作报告和演讲，就是个中年人也吃不消呀。其实，南开大学当局也自有苦衷。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学校考虑到先生的安全，暂时断绝了他的部分外事活动，特别限制学生访问先生。那一段时间，陈先生感到格外的寂寞，据说老人家曾向学校当局发了“脾气”。陈省身喜欢年轻人，尤其爱护和关心学子的身心成长，对“身负强国希望”的学子寄予了殷殷厚望，所以凡是学生之请，他从不回绝。年轻的学子更敬重陈先生，也爱和先生聊天，探讨数学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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