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书生论政是书生
作者：范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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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而这一切，均以他本人于1937年参加庐山牯岭茶话会后而成为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从此弃学从政，卷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漩涡之中，并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表地缠纠在一起。他成为某些正统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为令人不齿的“汉奸”。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创立著名“食货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在今天似不应再以以往规定性的认识要求简单地加以评判，否则本来就讳莫如深的历史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无法让今天的人们冷静、客观地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对当时的中国作出理性的判断。
一
1899９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陶氏家族自江西迁移至黄冈县西乡倒水之旁，至其父时已十八代。陶希圣母亲揭氏家族本为黄冈县周山铺大族，清末时亦衰落。至陶希圣十三岁时，历经时局之变，其身家亦在摇荡之中。这最明显的有三件事：一是陶氏家族累世务农，至陶父丁酉拔贡，癸卯经济特科一等，以实缺知县分发河南，历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与洛阳县事；二是黄冈为鄂东大县，“以文风之盛著名”，其父入两湖书院，治史地，致力于经世之学；三是陶希圣三岁随家父至河南，自四岁至八岁从父就读于夏邑、新野任所。后清廷改法制，行新政，废科举，陶希圣九岁随其兄入河南最早开办的旅汴中学就读。在如此这般“废科举、讲新学”的际会之中，少年陶希圣受业新旧参半，历史一课为之优，“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1915年，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十六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考试那天，他从草厂二条步行至前门，转东城，才到了北河沿译学馆。那里是北大预科的校舍。而考试在一间小教室里进行，内容为国文与英文。初春的北京，依然严寒料峭。陶希圣与其他考生所带墨盒与毛笔皆被冻住，最后不得不放在煤炉旁烘烤。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课本即《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1914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道官制》，分一省为数道，改各省观察使为道尹，管理所辖各县的行政事务），家境颇裕，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考试成绩每每名列前茅。
二
五四运动爆发时，陶希圣已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学生。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其场面催人沸血盈腔。5月4日，天安门大会之后，章宗祥挨打，赵家楼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赵家楼胡同没有支巷，陶希圣随大队伍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势，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当晚北大学生又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刑法教授张孝簃先生遂被团团围住。张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先生神情凄然地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就陶希圣个人而言，五四之前，原本对白话文运动无甚兴趣；虽然《新青年》、《每周评论》在校园中亦流行，“但白话文，或者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尤其在“兼容并包”的北大，“学生们喜欢听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五四之后，陶希圣开始“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柯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披读，无所轩轾”。此时的中国，颇有点看取晚来风势、“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亢奋或无奈，“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都向中国学术界源源输入，而学生青年们对于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也都感兴趣。于是五四以前初见萌芽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才获得滋长的机会。同时，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尽管后来陶希圣不愿对所亲历的五四运动作褒贬式的评判，但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成长却有着或多或少的开启与震荡。在陶希圣看来，北京政府之所以仇视所有思想流派，“因为从五四运动起，无论哪一种思想，哪一个流派，都是掘挖北洋军阀的根基的锄与犁”，他惟笃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更加“大度包容”。不过，陶希圣犹然一书生也。在五月至六月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会议，但在大会之外，又在八旗先贤祠宿舍里研读罗马法，或赶至福寿堂旅馆侍候来京的父亲；六三大游行，则庆幸自己“未曾被拘”，其复杂矛盾的性格初见端倪。
三
1919年，陶希圣二十岁。六年之后，即1925年，在上海遭遇五卅惨案，陶希圣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在上海各界掀起的罢工风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继而又是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上海商报》以社论为其声援，执笔者即名记者陈布雷。陈、陶二人后成为至交。《东方杂志》推出五卅惨案专刊，首篇即为陶希圣分析南京路巡捕房应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论文。在陶希圣晚年回忆中，这件事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见刊于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月刊》或朱赤民主编的《学生杂志》上。《东方杂志》通常只刊发名流的一些文章，“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这对于陶希圣是一个重大的鼓励。从五四到五卅，陶希圣在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觉醒。若干年后，他在回忆中这样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之后《东方杂志》因五卅惨案而卷入讼案，王云五代表商务印书馆出庭应诉，辩护律师即大名鼎鼎的陈霆锐，陶希圣则担任辩诉状的撰述工作，并随同出庭听审。在商务印书馆充当编辑之余，陶希圣仍潜心研究法学、民族学以及中国社会组织等课题。鉴于他对中国社会问题渐次留心，五卅惨案之后，《孤军》杂志何公敢登门拜访，力邀为杂志撰稿，“那些稿子主要的谈社会问题，有时涉及政治见解”。这一期间，陶希圣先后结识《醒狮周刊》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社的胡愈之、樊仲云、郑振铎、叶圣陶、周子同等人过从甚密，又在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讲授《法学通论》。《醒狮周刊》一班人标榜“国家主义”，鼓吹“内驱国贼，外抗强权”，此时已结为中国青年党；何公敢、林骙诸人亦倾向国家主义，由孤军社发展为独立青年社；独立青年社之下有一周刊，即《独立评论》，亦邀陶希圣担任其主编；上海大学实为国民党黄埔军校之沪上前哨，“有志从军之学生进上海大学转广州投黄埔，比比皆是”……尽管如此，此时陶希圣的政治倾向之于上述党派或社团仍有一定距离。“我的社会政治关系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广泛。但是我的社会政治思想路线，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陶希圣主编《独立评论》时，曾提出“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这样的口号，其主张与醒狮派人士有所不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这“三自决”之主张，符合三民主义要旨，力劝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遂成了陶希圣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