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
作者：吕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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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在1915年创刊于上海，最初的刊名是《青年杂志》。出版后不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写信给《青年杂志》的出版者群益书社，要求该杂志改名，理由是该会办有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在先，《青年杂志》在命名上与该会杂志有雷同之嫌〔1〕。依今天的眼光来看《青年杂志》与《青年》、《上海青年》并不算雷同，所同者也仅“青年”一词。那么，为什么陈独秀自认理亏，并同意更名。是陈独秀的确有意雷同？还是基督教青年会以势压人？
“青年”是我们今天所习用的词汇，但是，从语源学的角度讲，“青年”一词并非汉语中所固有的词汇，它的出现大约是晚近的事。在古汉语中，有“青岁”、“少年”等词表达与“青年”相近的意义，如陈子昂《春台引》：“迟美人兮不见，恐青岁之遂遒。”李白有诗句：“红颜悲旧国，青岁歇芳洲。”青岁与美人、红颜互文并举，用来形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青岁”一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常用，相比较而言，“少年”一词更为口语化，也更为常见。如，晚唐诗人韩偓《三月》：“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苏轼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首句为“老夫聊发少年狂”。近人王国维综合韩、苏二人诗意作《晓步》：“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少年”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其含义与古代相比，在外延上更小了，具体指人从十岁到十五六岁的阶段。在古汉语中，人从十岁到三十岁的阶段都可用“少年”来泛指。换句话讲，古汉语中的“少年”包含了现代汉语中的“少年”与“青年”。另外，在古汉语中还有“青春”一词，如何晏《景福殿赋》：“结实商秋，敷华青春。”李白《送李青诗》：“伯阳仙家子，容易如青春。”在这两句诗中，“青春”皆实指春天，并没有引申义。应该说自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后，“青春”一词，才被引申出与“青年”相类似的意义。由此可见，“青年”一词并非我们古已有之的东西。
“青年”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大约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由传教士翻译并固定下来的。1844年，威廉斯于伦敦创设基督教青年会，其后该组织即遍及世界各地。1855年，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成立。1876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青年会。当时的青年会会名是“学塾幼徒会”。1896年，穆德来华，召集了全国已成立的二十九个“学塾幼徒会”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决定编印适用书报以促进学生宗教生活，并开始发行《学塾月刊》。1902年，第四次“学塾幼徒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确立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名，决定成立书报部，出版青年读物，把《学塾月刊》改名为《学生青年报》，又称《青年》。
回顾近代新闻出版史可知，以“青年”一词名杂志者实属不多，《青年》这一由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创刊的杂志，应当是中文报刊中最早以“青年”命名的杂志。1903年，由革命派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取名《童子世界》。1911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名为《少年杂志》。可见，“青年”一词还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仔细考求，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二十世纪初，凡是以“青年”命名的杂志，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杂志。上文已经提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青年》、《上海青年》，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各地的分会也办有以“青年”命名的刊物，如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主办了《青年会报》（1901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主办了《广州青年》（1909年）。显然，在上世纪初叶，“青年”一词似乎已成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专有名词，杂志的名称中出现“青年”一词，也成为基督教青年会杂志的一个标识。正因为以上原因，当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杂志名称中嵌入“青年”二字时，基督教青年会便以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专利。
陈独秀将刊物名称自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自称是为了“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并在更名后的第一号，也即第二卷第一号上撰文《新青年》加以渲染：“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对于刊物的更名，有的研究者认为：“陈独秀应读者的希望，更名为《新青年》，添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2〕这一推论显然是被表象所蒙蔽了。此次更名，陈独秀固然有“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面貌”的用意，以便能够博得读者的极大好感〔3〕，但是，陈独秀真正的用意却不止于此。
陈独秀为了满足基督教青年会的要求，在“青年”前冠以“新”字，以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杂志的刊名，此举多少有点智者的狡黠。好在基督教青年会没有再深究下去，《新青年》这一后来的金字招牌就这样挂起来了。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陈独秀为什么兜着圈子就是不愿放弃“青年”一词？我们推测他的用意，可能故意想让新闻检查机关误认为《青年杂志》或《新青年》是教会办的杂志。在1915年创办这样一个进步的杂志，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因为刚颁布不久的袁世凯的报律并没有给这一杂志留下太多的生存空间。袁世凯报律颁布不久，北京各报召开报界会议，研究应对办法，有人主张报纸挂洋旗，也有人主张报纸迁往租界去。可见，利用袁政府惧怕外国势力的特点来延续报纸的生命，这已成为报界的共识，陈独秀为杂志取名，不能完全排除也有这一想法。
陈独秀不放弃“青年”一词，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关系到杂志的读者定位问题。洋务运动渐次展开以后，以“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启蒙主义也悄然兴起了，但是，有关启蒙对象的范围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进化论传入中国后，新生事物取代旧事物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受这一理念的影响，启蒙者开始关注对青少年的启蒙，因为青少年是新生事物的代表。这时期出现的一些出版物反映了这一趋势。1903年4月6日创刊于上海的《童子世界》在第五期发表了钱瑞香的文章《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中国之主人翁》：“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的凄苦，呕吾心血而养成夫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鼓励青少年仿效法国革命“努力向学，抱定宗旨，不得苟移。夫然后而革命，而流血，脱奴隶之厄，建自由之邦”。《启蒙画报》1902年6月23日创刊于北京，在发刊词中表明了自己的办刊目的和宗旨：“将欲合我中国千五百州县后进英才之群力，辟世界新机，特于蒙学为起点。……孩提脑力，当以图说为入学阶梯，而理显词明，庶能收博物多闻之益。”这一时期明确将读者定位在青少年的报刊还有商务印书馆编的《少年杂志》，黄世则在香港编的《香港少年报》，由寰球中国学生会编的《学生报》等。
基督教传教士创为“青年”一词，这说明他们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青年问题了。1896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创始人穆德来华，“他使中国学生确实知道假如世界基督教学生团契的利益……他来华旅行的结果，增加了新的学校青年会”〔4〕。在他的倡导下，基督教青年会注重通过出版书刊来影响、教育青年学生。1903年谢洪赉加入青年会，该会的青年文字工作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在1916年去世之前，“所编成之书籍达七十余种，靡不以针对当代青年的需要为目标”〔5〕。他的文字工作备受后人推崇，其“以文字抓住青年知识分子……实为改造中国社会，促成中国现代化之基本坦途”〔6〕。《学生青年报》即由谢洪赉独立编辑。另外，谢氏还邀请他在中西书院的同事范皕海到书报部主编《进步》。1917年谢氏去世后一年，《学生青年报》与《进步》合并为《青年进步》杂志，成为青年会的代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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