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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北大“易长风波”
作者：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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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秋之交，八年抗战胜利在即，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大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正在积极筹谋北返复校之际，北京大学内部突然发生“易长风波”：主持该校近二十年之久的蒋梦麟校长应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遭到诸多教授的质疑和追究，经教育行政高层紧急协商，蒋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由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继任，胡返国前暂由傅斯年代理校务。“颠覆”蒋校长的关键人物，是他多年来的几个合作伙伴——周炳琳、傅斯年以及朱家骅等人，他们援引1929年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期间颁行的《大学组织法》中“大学校长不得兼为官吏”的条款，于法于理堂堂正正地坚持“依法行事”，而几乎置彼此间的朋友关系于不顾，终于促成了北大历史上“蒋、胡交接”的一幕。
一
近代以来的大学校长中，蒋梦麟堪称难得的“干才”。他身为留美教育学博士，师承杜威的民主教育理念，又深得蔡元培、黄炎培等海内大家的器重，在五四风潮悬疑重重的敏感时刻，竟以三十四岁的“学界新锐”身份代表蔡校长进入北大重整校政，迅速稳定住局面，为最高学府的增高继长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1930年冬，蒋氏相继卸去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务，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笔数目可观的“赞助金”重返北大，正式出任校长一职，与胡适等人开始了“振兴北大”的顽强努力。他针对性地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的主张，力图使名实难符的最高学府渐次步入“现代大学的正轨”。即使在日寇进逼、华北骚然的危难时局中，他仍能镇定自若地恪尽职守，赢得包括外敌人士在内的举世尊敬。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干才”，在抗战阶段的西南联大后期竟然投闲置散，一无所为，渐渐走上大学校长的“末路”，却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
当初，决定将北方三所学校南迁长沙组成联合大学的创意，主要是由胡适、傅斯年和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在南京发起和启动，作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大体属于“事后跟从”。他在后来写成的《西潮》一书里忆述：“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此处蒋氏的“勉强同意”，显然是基于如下的隐忧：“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富于办学经验的蒋梦麟无疑深悉此中的繁难和不易协调。但国难当头，并无多少选择余地。他回忆道：此时“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贻琦）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1〕。
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晚年所撰《三松堂自序》记述当时校内的领导体制：“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2〕联合大学的体制之所以以清华为班底，显然是由于清华的师生总数、学科规模、经费份额等综合实力相对占先，客观上居于某种主导态势。由三校的校长组成常委会，在形式上构成了集体领导局面，不过，南开校长张伯苓基本常住重庆，倾力于南渝中学和国民参政会事务，南开大学的校务则委诸黄钰生教授负责。张伯苓曾用幽默的口吻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即你做我的代表，而蒋梦麟则托付三位校长中年龄最轻的梅贻琦：“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这大概就是1939年春蒋梦麟致胡适信中所说的“三校以互让为风，三位已成一体”的合作氛围。
蒋梦麟负责对外，应是借重他的社会声望、人际网络以及卓越的办事和活动能力。长沙暴露在正面战场以后，联合大学面临再次西迁，迁往何处？蒋梦麟权衡利弊，果断决定西迁昆明。进入春城后，由于校舍逼仄无法安顿，蒋提议将文、法两个学院另行安置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从而建立起蒙自分校。随后而来的日军的猛烈空袭和滇越战线的紧张形势，又促使西南联大的决策者们一度预备再次西迁。为此，蒋梦麟深入四川境内，寻觅合适地点，确定在叙永建立分校，一度将一年级新生集中于此。应当说，在西南联大建立最初的两三年间，蒋梦麟在一系列“大关节处”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及至1941年以后，云南周边战事趋于稳定，西南联大开始收缩集中在昆明一地，师生们历经数载惊扰之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此前，蒋梦麟在距昆明城区数里外的乡间购得茅屋二十余间，举家移居到此，并为校内同人遇到空袭时疏散乡下留足了备用的房间，以至“每逢警报，高朋满座”。
二
西南联大的前期筹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以后，蒋梦麟在校内便进入“赋闲”状态，对日常校务少有过问。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对此曾有所描述：“同事逃警报不一其道，梅月涵有报始走，梦麟住乡下，除开会应酬外不进城，其别之大者也。”〔3〕蒋、梅两位校长一闲一忙，似乎也是势所必然。蒋氏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乍一听来，令人费解，然确乎意味深长。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建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地处陕南）亦是由平津另外三所高校组成，由于各自争持不下，矛盾重重，难以安心办学。蒋梦麟评论说：“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他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适的信里谈得更明白：“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4〕因此，他审慎处理联大内部的相互关系，采取超然大度的“低调”行事方略，有时不惜忍让以维持大局。从最终结果而言，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团结合作，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创获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然而，知悉历史的细节和过程，较之一般的“浮泛褒扬”，似更能深度体味历史的深邃和前人的智慧。应当说，蒋梦麟在处理联大内部关系时感受到的内心苦涩，恐非外人所能窥知。
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的摩擦和追逐，越是程度高的群体，其摩擦和追逐的形态就越显复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一篇记述蒋梦麟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披露：“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时候，三校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突出”，当筹建联合大学一度毫无进展的时候，有人劝说蒋校长干脆“散伙”，蒋随即正色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5〕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所撰《师友杂忆》一书亦有一段记述：“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由清华冯芝生（冯友兰）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汤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插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6〕上述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反映出当时西南联大校内的某种情绪和不协调倾向，亦足见处在蒋氏的地位刻意维持大局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