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落叶满街无人扫
作者：张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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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领域不断求新求变，呈现出空前的无序与放浪。在一片喧嚣声中，我们发现，当代散文多的是杂耍的技术，少的是真诚的心灵，未曾真正获取宽阔恢宏的审美理想和凌空翱翔的精神气质，进而生成遒劲的思想冲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究其实，这十余年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不断解构着文学的原创性与个性化，兼以王朔的“痞子文学”、王蒙的“躲避崇高”及新儒学、后现代、新左派、自由主义诸般文化思潮对启蒙精神的分进合击，一个无深度的文学时代终于君临。欲望化叙事、身体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美男作家等怪现状层出不穷，它们对神圣与诗性的消解，导致新千年的文学光怪陆离，沉渣泛起。散文中闲适情调的盛行及其对人心的瓦解麻醉，正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投射。那些专意于家长里短的文本，体现出的恰是丧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后的甜软与媚俗。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散文在创作观念进化、技巧趋于精细的同时，也出现了精神的退步、良知的缺席、道义的匮乏，满足于以绵软的文字为时代按摩。重技巧轻思想、重手法轻精神、调情与撒娇、帮忙与帮闲等症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见严重，新千年以来尤为明显。当小资情调、白领趣味、市侩嘴脸、庸俗精神充斥于文本，为文造情也便替代了为情著文，种种的滥情、煽情、闲情、矫情纷至沓来。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当代散文出现了无视复杂的国情与现实、沉湎于用文字营造温柔富贵乡的情状，呈现出以“假大空”模式为主导的莺歌燕舞粉饰生活的散文创作。作为一种有声有色的软性文体，兴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女人散文迄今余风不息，再加上作为小女人散文变体的小男人散文的唱和不止，令读者在一地鸡毛中迷失。时下林林总总的报纸副刊大都辟有散文专版，但多是作为“眼睛的冰淇淋”、“心灵的沙发椅”来对待的，一意迎合大众，而懒于思考生活叩问灵魂。在有意无意的倡导下，休闲类小品文蓬勃兴盛，它们往往落脚于人的欲望宣泄和精神释放，试图融哲理、思辨、趣味于一体，但格调平庸，漠视现实，肆意张扬中产阶级趣味和享乐观念，更多的是出于市场需要的批量生产，而非真正用心灵开采生活。如是，当人们热烈地呼唤和赞美散文的解放时，潘多拉的盒子同时也开启了。表面热闹的散文在现实的多样性和灵魂的复杂性面前日渐无力，日渐流露出消费化、快餐化、格式化的倾向和流水线写作的特色。
“大散文”是近年一个颇为热络的语词和概念。显然，仅仅注重长度和铺排不是大散文。本真意义上的大散文，应是具有内在的风骨、精神、穿透力，具备壮美、崇高、峻拔、傲岸的气象与质地，能够彰显创作主体的现代人格，既重思想，亦重审美。
窃以为，当今散文特别是大散文，更多需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书写而非文人化书写，是知识分子书写而非士大夫书写，是思想者书写而非名士书写；但综览余秋雨、贾平凹的创作，包括老一辈的张中行、汪曾祺以至孙犁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文人书写、士大夫书写、名士书写的特点，而鲜有文化书写、知识分子书写、思想者书写的特征。譬如首倡“大散文”的贾平凹，其近年散文呈现出的造作的口吻、拿捏的风情、畸形的审美、龌龊的性意识，恰恰对其闳深可观的散文主张形成一种逆向解构。余秋雨则缺乏对人、时代、现实的深入体察和永恒关注，行文姿态优越，在对大众的刻意迎合中回避批判，漠视民生，亮丽的现代包装，掩不住才子佳人的陈腐气。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大散文的代表人物，应是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张炜、朱学勤、南帆、筱敏等人，绝非余秋雨、贾平凹等辈。因为韩少功们的作品中，不乏天问式的情怀，不乏面对世界和现实的勇气，不乏拷打一己灵魂的惨痛酷烈。大散文的首要衡量标准，即是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
二
新千年以来，季羡林的散文创作量渐少，但因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各种散文集子不断再版或重印，颇受推崇。身居京华的季羡林性情淳厚，是一位可敬的山东籍老人，也是一位集传统美德和传统阴影于一身的散文家。从他文章里，看不到多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看不到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怀疑精神，更多的是对时代、社会的盲目乐观。一些讴歌新时代、新现象、新事物的应景之作如《春归燕园》，言辞浮夸，抒情空泛，与其学术大师的身份颇不相配。他文本中所流露出来的道统气和方巾气，遮蔽了一位大师应有的文化视野，拘囿了其文字所应涵茹的博大思想空间。受过全面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的季羡林先生，身上更多接受的却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孔孟之道。《寸草心》一文就以激赏的口气称美妻子道德上的“超一流”：“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如此坦荡的笔法，如此不加掩饰的封建性话语，评价女性时分明拖着一条“三从四德”式的大男子主义尾巴。对于季先生，孔孟之道的影响，显然远胜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他颇以此自豪、自矜、自许，体现出的正是知识分子价值观的错位。季羡林先生文本中透露出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反现代性倾向，是需要注意的。
孙犁才高情洁，独立于文坛，晚年更以众多的散文、笔记小说引人注目，他也常被一些论者奉为散文宗师。孙犁作品色调不一，但总体上偏于黯淡乃是公论，这与孙犁本人的气质性情禀赋有关。孙犁的散文世情阅遍，铅华尽洗，不论记人、叙事、抒怀，格调均趋于清冷端庄，在对丑恶的规避中，显示出纤弱敏感的人性底色；其内心世界的枯槁、伤感、自闭，抗争精神的匮乏，也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乱世中避祸求全的世故心态的映射。如《谈自裁》写自己因为优柔寡断的性情，在浩劫期间几度萌生死念而未遂，由此叹息：“我乡有谚语：好死不如赖活。虽近平庸，仍不失对轻生者之一劝也。”可谓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后的沉痛语。作者写“文革”造成的精神创痛，欲言又止，不见斗士风骨，苛刻言之，这是一种奴隶哲学与偷生心态。孙犁文本呈现出的这种人格范式，不可学，亦不能学。孙犁的确有一种文字洁癖，明乎此，则其作品色调的黯淡，格调的清冷，生命热度的缺乏，也就不难理解了。孙犁的文章尽管时有锋芒，但往往一闪而过，不见血性，他那些“枯藤老树昏鸦”式的文字，那些芦苇般纤柔的文字，缺乏足够的精神与思想的价值。
新千年以来，张中行先生已基本辍笔，但其“负暄”系列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及《流年碎影》等影响力不减。张中行对于中学、西学、金石书画、文物古董皆有精研，下笔信手拈来，火气褪尽，在回忆沧桑旧事、书写文化乡愁中，呈现出陈年老酒式的美丽情感。《负暄琐话》开启了新时期以随笔文字回忆近现代学人之先河，允为经典；至《负暄续话》渐露油滑琐屑迹象，文字亦由简洁利落渐转冗长，出现了部分充数之文；《负暄三话》则气象衰飒，思力式微，往往将旧事琐闻不加提纯，随意连缀成篇，既无文史价值，亦乏艺术价值。从《负暄琐话》的明朗凝练，到《续话》、《三话》的饾饤成篇，“负暄”三书的一蟹不如一蟹，几乎成为中国文人个体创作历程中摆脱不掉的宿命——无论身负多高的才华，多大的学问，一旦为写而写，总不免堕入魔道，菁华流失。
这些年，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一版再版，走红不衰。汪曾祺的文字风度散淡，温馨静美，有名士之风，又不乏人情味与烟火气，其人生态度与文化态度，看得出儒释道交融的影迹，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随遇而安。汪氏散文与明清小品文颇见渊源，某种意义上，他的文本可视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应该说，汪曾祺那些化沉痛为跳脱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化的体现，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为主体的痛感文化的映射。“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泰山片石》）的确，汪曾祺偏好中国特色的小桥流水，东方风格的风花雪月，宁取热闹，不喜冷清。如在《天山行色》一文，面对荒凉的赛里木湖那铁灰色的水，灰黑色的巨浪，汪曾祺写道：“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湖边很冷，不可久留。”表现了对崇高美的拒绝。这正是一种世代相袭的以中庸平和为审美风范的士大夫风习的薰染灌溉所致。汪曾祺的师承沈从文，已见精神的退缩：沈氏文本中固有的蛮野之力，传至汪曾祺则少之又少，几至于无。汪氏散文对于白话汉语的运用几臻炉火纯青，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气象的格局。尽管汪曾祺不乏现世情怀，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义和中庸文化要旨，总体上缺了金刚怒目、刑天舞干戚式的张扬，缺了那种不平则鸣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独行的峥嵘、呼天抢地奋不顾身的文化情怀，终究难以构成火山喷发式的强悍冲击力——这正是大师与写手的分水岭。汪曾祺散文本是百花齐放之一枝，却在一轮轮的推崇热浪中，几欲被尊为牡丹式的“国花”，这是一种悲哀，某种意义上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了一个民族对宏大叙事的疲惫与拒绝。究其实，汪曾祺骨子里还是未能真正承袭五四知识精英的启蒙重任和使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