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文学改良新议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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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殊勋赫赫，早已勒之碑铭。经此一役，曾经辉煌了三千年的典雅古文，轰然倒地，元阳丧尽；曾经做小伏低了几百年的民间白话（胡适所谓“活文学”）登堂入室，从此坐稳了汉语江山。胡适在中华文化先贤祠里“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地位，自然无人可以撼动，也不必撼动，但胡适这篇直接开启了“新文学运动”的不朽文章，时隔九十年之后，倒不妨拿来重新端详一番。
众所周知，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郑重提出了“八事”倡议，那是八颗射向古汉语的致命子弹，也是八颗昭示着白话文美妙未来的文化启明星。论历史意义之深远，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我不知道还有哪篇文章可与此文相比。书生清议，而竟能使老大的文化湖山为之易容变色，舍此文其谁也。不过，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终究不是一回事，历史意义大于文学价值的例子亦非少见。
近日重读《文学改良刍议》，我惊讶地发现，不管胡适的贡献何等巨大，就文章而论，他强调的“八事”主张，实在谈不上高明。归类不清，指涉不明，拿高射炮打蚊子和拿小钢炮打飞机的例子所在多有，值得重新梳理一番。再说，时过境迁了，时间本身会提供今人一个相对超然的机会和眼光，让我们看到一些胡适当年无从或无暇看到的东西。当年胡适眼里的古文，俨若一个长相狞恶的文化魔头，一个必须殊死抗争的撒旦，而落在今人眼里的古文，则更具“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的意境，恶魔之象尽去，诗意之情沓来。此外，经过近九十年的发展演变，白话文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也积淀了若干弊端，白话文对文言文已不再具势不两立之势，不再衔不共戴天之仇，相反，它们之间原具天然合法性的传统与继承关系，倒有了重新加以确认和恢复的必要。如果我们意识到白话文的前进步伐也有踉跄之处，其源头或许在于：古文不该死得那么惨。胡适发起了一场文化上的弑父运动，结果反使弑父者陷入彷徨无地之境。当白话文失去文化本源，其前进动能也可能随之丧失。
胡适的“八事”倡议，分别是：“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须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下面，我拟尾随胡适大作，以今人的眼光逐条加以评述。
一、须言之有物
文学改良，从“须言之有物”着手，多少有点滑稽。这种要求，倘出自国文老师之口，针对的又是普通中学生，无疑更为得体。现出自胡适博士唇吻，且针对历代文士把玩摩挲了两千余年的典雅古文，先人有知，震悚之余，想必也会继之以震怒。
当然，令人震怒，不会妨碍胡适推进“文学革命”的决心。以白话文全面替代古文为目标的“文学改良”，是胡适蓄意发动的一场运动，既是运动，为了让大旗招展得更威风一些，制定口号时略加夸大，也算一种应景策略。胡适熟谙“重病当用猛药”之理，至于病症，他年初在美国与梅光迪、任叔永等一班留学生激烈讨论时，已经指出了：“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
当年“有文无质”的病症究竟如何，暂且不去管它。拿今日眼光看来，写作“须言之有物”本身就是一个不足挂齿的文学见解。每一名有尊严、有追求的文人，不管操持着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不会将文学荣誉寄托在“言之无物”上。将“言之无物”视为古文命定的缺陷，有可能属于一种构陷，因为，作为文学痼疾的“言之无物”，并未随古文的中道崩殂而与之偕亡。我以为，古文鲜明的形式美感，充其量只会在制造文字装饰效果上较现代白话文胜出一肩，此外并无太大差异；古文并不内在地具有唆使文人墨客“别干正经事”的居心。让古汉语单独承担“言之无物”的恶谥，从胡适的文化战略角度不失为高明之举，对于触及“言之无物”的本质，则是一种远离。
关于“言之有物”，胡适下过一个解释：“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二）思想。”——在下斗胆以为，这个解释有失水准。汝所谓“物”，指的当是“内容”或胡适在另处提到的“材料”。在文学而非宗教或哲学类作品中，情感和思想居于从属的第二义，它们惟有附着在某种内容或“材料”之上才有价值，就像油漆只有刷在具体家什上，那份光泽才够得上明丽动人。为胡适诟病的“言之无物”，所“无”者正是内容，至于夸诞不实的“情感”，汗漫无羁的“思想”（类似涂在空气中的油漆）则向无匮乏之虞。
胡适未及探讨导致“言之无物”的外部原因，我若试着接近，恐怕是这样的：语言，尽管并不必然与政体相关，但也无法超然于政体之上。古汉语的发展及走向成熟，与中国式专制政体相始终，古汉语在此种高度成熟、无比强势的环境里浸淫既久，专制社会的诸般特性，也就势所必至地会在古汉语身上打下烙印。我们知道专制的脾性在喜听谀词，厌闻批评。这种脾性，最专制的君王都不会公开展示出来，他只会选择若干有示范性的例子，供臣民知所鉴戒。只要写作者不具有自由民或现代公民的身份自觉，只要臣民的身份意识依旧笼罩在文人身份之上，而因言获罪的现实恐惧又没有消除，“言之有物”就是一个无法真正付诸实施的表达雷池。
一种过于恶劣的榜样，就像城楼上高挂着的头颅，会起到难以估量的警示作用，这便是“悬为厉禁”的厉害之处。不管这种厉禁是否直接指向文学，文学总难免受到波及。一种惩罚会自动扩大为一片禁区，一片禁区会自觉扩大为一片噤声，并最终促成庞大的假话氛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只有与得到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联系起来，提出“须言之有物”，才可免于让人哭笑不得。话说回来，一旦言论自由成为公民的神圣权利，“须言之有物”也就不必再提及了。文人追求言之有物，就像青春男女追求爱情，本是文章的自然属性，哪有需要号召的道理——话再说回去，文字世界的雷池，也会带动修辞术（如春秋笔法、影射）的发展，文人通过种种曲里拐弯的笔法，也能迂回接近事物的本质。个别高明者戴上这副镣铐后，还可能把舞姿跳得别有风味。
再回到本节主旨。“言之无物”或“文胜质”固然不值一哂，“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教诲，却也并未显出老套和落伍之象。事实是，“言之无物”之病，依旧缠绵于我们的文学病榻，呈“病去如抽丝”之状，而“言而无文”之症，却又渐趋深重，几具“病来如山倒”之形。其所以如此，胡适及其战友当年对古文近乎斩尽杀绝的态度和作派难辞其咎。胡适无暇顾及的问题，今日已凸现在我等面前，那就是，一旦古汉语不再以地下水的方式流动，现代汉语的植被也会变得凄清萧条，甚至呈现出荒漠化的前景。认同白话文运动与承认古汉语作为语言森林、文化臭氧层的地位，不是一个二者择一的选择题，古汉语一旦不复存在，现代汉语必将面临生态危机。这危机，现在已宛在目前了。
二、不摹仿古人
这一点，不劳胡适先生费心了。作为一种恼人现象的摹仿古人早已失踪，速度甚至比大清国男人脑后那条长辫消失得还快。说到失踪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海禁大开，西风东渐，导致古风凋零，大雅不继；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于胡适及其战友的努力。在他们文化终结者的形象背后，虽然可以窥出文化虚无主义者的影像特征，但这份“虚无”一点也没有削弱他们清剿传统文化的意志。白话文运动开始至今已近九十年，时间说不上漫长，却足够断绝三代书香，毁灭千年斯文。古文与白话之间已经生成一道巨大鸿沟，对今天大多数国人来说，能够阅读古汉语已属不易，哪还有余力闲情再生摹仿古人之念。当年南社诗人的慕古之作，虽曾饱受胡适的奚落，但今日中国若有人以“规慕古人”的态度写出“神似某人某人”的复古诗篇来，估计全中国文人都会排着队向他刮目致敬，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一手文字绝活。我们对某些微雕艺术家在米粒上展示的出众技艺，也会生出相似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