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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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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一、袁世凯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见到骑虎难下的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并认为可能会重演辛亥革命的一幕。然而，两年半之前在“二次革命”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南方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不相信，他不仅自负地认为可以将装备很差、兵力薄弱的护国军镇压下去，“而且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问莫理循是否认为，蔡锷会统治中国。对此，莫里循轻蔑地斥之为‘愚蠢的问题’而未加理睬”〔1〕。
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我最初是从李敖编的《拆穿蒋介石》序言中看到这句话的：“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后来读到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也有“出为国民争人格”一语，还有“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陶菊隐《政海轶闻》“蔡锷”一则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蔡锷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语。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2〕
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亲谈》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密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戡当时刚辞贵州巡按使］……戴君于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3〕
蔡锷抵达昆明几天后，反袁护国的枪声就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打响。当他秘密离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4〕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称：“一绝对不争权力，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5〕
在云南举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但蔡、唐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力，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方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将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6〕
唐继尧（1883～1927）只比蔡锷小一岁，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晚得多。蔡是第三期毕业，唐是第六期，而且唐曾是蔡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为协统，唐是管带，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老前辈，所以唐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进入四川。而蔡锷不同意，他认为唐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唐莫属，自己此来是为牺牲救国，愿为前锋，独任其难。实际上此举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他不愿取代唐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唐发言：“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7〕
双方互相退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多数主张不变现状，唐继尧才同意就任都督，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而且蔡锷的总司令是以云南省议会的名义任命的，不是军政府委任，以后唐、蔡两人的行文用的也是公函咨文，不是命令。可见云南举义动机纯洁。即使是唐，最初也无权力之心。这一点从他们举义时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名义发表的誓词中也可看出：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力思想，悉予铲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才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纷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8〕
1916年2月21日，誓文在《滇声报》发表的当天，《义声报》即发表文章评价说：“一曰无权力思想：从古魁杰举事，类多权力是争，不见先入关中者为王，用激重瞳之盛怒；一见荆州而图霸，深仇大耳之枭雄。惟权力之未忘，遂争夺之靡已。……天生三杰，为天下先，所谓个人权力思想何有焉？”〔9〕这些都是毕生追求权势的袁世凯所无法理解的。
二、蔡锷与袁世凯“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自己，称“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10〕。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即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11〕。但蔡锷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他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蔡锷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2〕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并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13〕。蔡锷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称“甘冒不韪，乃有袁贼”，其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