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刺进乌托邦咽喉的笔

作者：聂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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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 · 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真名叫艾雷克·布莱尔（Eric Blair），1903年出身于孟加拉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远戍远东，加入大英帝国的印度警察，被派往缅甸服役。奥威尔以后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个时期的行为忏悔和赎罪的。
　　斯丹·达尔说过，在文学作品中谈政治，有如音乐演奏会上的枪声，虽然其声刺耳，却使人不能不注意。奥威尔就是这种典型的例子。
　　这位头脑怪怪的天才作家一生坎坷，因为肺病，卒于1950年，享年四十七岁。可以说，他是二战后冷战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代表作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都是政治性忏悔文学。前者以童话的方式写成的政治寓言小说，继承了美国文学政治寓言小说的风格，如斯威夫特的《小人国游记》和《大人国游记》以及成人童话故事加洛尔的《爱丽斯奇遇记》等，让大人读来是政治讽刺小说，儿童读来是童话故事。后者独创性反而少一些。
　　据台湾学者张系国考证：事实上，在《一九八四》写成之前，俄国作家曾亚亭（Yevgeny Zam-yatin）已经写出了不朽名作《我们》。它也是政治科幻小说，主人公D503是个数学家，连做梦都梦见数字，但最终还是背叛了“玻璃世界”和全知的“救世主”。从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来看，《一九八四》受《我们》的影响较大，而文学成就却不及后者。
　　然而，《一九八四》远比《我们》的影响大。正如张系国所说的，因为奥威尔是英国人，作品恰好出现在二战后的冷战岁月，而曾亚亭是俄国流亡作家，作品出现得太早了，“先知先觉者因此反而吃了亏”。
　　不过，客观地说，奥威尔的思想更为锋利，他创作的人物更具寓言意义。特别是他作品中某些看似不经意的格言警句，实则是经验和血凝成的。例如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最伟大的格言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平等”。这是平等的“悖论”。透过这种逻辑的荒谬性和语言的欺骗性，多少罪恶正是假这种美名而大行其事。如果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和感悟，他就写不出这样发人深省的文字来。
　　奥威尔还在《动物庄园》里列出了七条神圣戒律，每一条都是合理的，但每一条都是可疑的。比方说，任何动物不得杀戮其他动物，但是只要在前面加上具有欺骗性的“无故”二字，即不得“无故”杀戮动物，从而使残暴的“杀戮”变成了合法。又比如，任何动物都不得喝酒，但倘若再加个修饰词“过量”，变成任何动物都不得“过量”喝酒，从而肯定了喝酒这种行为。因为对“无故”与“过量”的考量没有公认的合理的标准，一切都是由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统治者说了算。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是寓言而非预言，作者“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史（斯）大林式的暴政，即反独裁、反专制、反为了少数人的权力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集团”。
　　它生动地描写了这样一个大洋邦。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居民，除了少数幸运儿赢了彩票有机会振奋外，平日浑浑噩噩，做活不起劲。有鉴于此，党内只好不时导演一些“仇外”节目，制造敌忾同仇心理……在他们的字典里，民族主义就是仇外主义。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他们有一个“迷理部”，就是专门公布虚假信息、愚弄民众的部门。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漫斯顿·史密斯，他像大洋邦其他居民一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此理成立，余者亦然。”按照他的推想，大洋邦的“英国社会主义”早晚会对居民公布说：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需要，现在二加二已经等于五了。以此类推，如果党说，地球不再是圆的，它已经变成扁平状了。这当然也是真理。党说：婚姻不是男欢女爱的结果，而是为了完成党分配的任务：制造小党员。这也是大洋邦的真理之一。
　　大洋邦的荒诞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却一而再地得到了实践。因此，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有如前苏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这两部带有明显纪实风格的政治寓言小说一样，都是鲜血和生命的凝结，是撕心裂肺的控诉。因为“走出书斋的浮士德带给历史的仅仅只是一个文明的进程，而变成现实的理想乌托邦带给人类的却是一场名符其实的灾难”。这场灾难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以致古拉格群岛成了对乌托邦世界一个反讽的代名词，而日瓦格医生则成了千千万万受害者灵魂的化身。
　　当奥威尔大骂“烟草店的老板全是法西斯”时，他的笔锋已经刺进了理想乌托邦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