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鲁迅的一九○五年
作者：伍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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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京·仙台
1905年，二十四岁的鲁迅在日本仙台的医学校里，看了中国人做看客又做刀下鬼的幻灯片，当下如一道闪电，晴天霹雳，中国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从此准备着“翻开新的一页”。按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的说法，在这次顿悟之前，他原本真是打算做医生的。
这段鲁迅思想轨迹几乎家喻户晓，但置之当时当地的环境，却不能不说鲁迅从一开始就显露了他的卓尔不群。1902年，章太炎会见孙中山，欲在东京举行反满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因为日本警察阻挠，后改在横滨举行。1903年1月20日，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同年5月，留日学生钮永建等人以拒俄为契机，正式成立“军国民教育会”，其局势之如火如荼，并非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可以概括的。1905年1月，宋教仁在东京创立宣传革命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同年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10月6日，留日学生召开戊戌庚子死难诸人纪念会；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12月8日，陈天华为抗议日本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于东京投海自杀。1905年的日本，尤其是东京已经成了一个沸沸扬扬的中国革命大本营，鲁迅的留学生同学中的激进分子早已摩拳擦掌，孙中山终于完成和留学生群体的整合，这些无疑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件划时代的大事，然而所有这些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大事件、这些著名的印刷品、人物和热烈的气氛全加在一起，居然都不足以彻底改变鲁迅。他虽然在1904年加入光复会，但又独自在这一年离开东京，跑到一个中国人都没有的仙台学医学，然后靠着一个转瞬即逝的课间幻灯片在1905年顿悟了自己的道路——这似乎也说明，鲁迅是容易受到意外刺激的。
鲁迅刚到日本的时候，也曾去会场听慷慨激昂的演讲，听到一位当时的热血青年后来的党国元老在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众听了都大笑，鲁迅却对这句俏皮话顿时“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也不外乎嬉皮笑脸”，鲁迅觉得，“演讲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1〕。此时的鲁迅，年纪当在二十出头，能在众人皆笑的时候独独感到没趣，真是冷静得可以。在散文《范爱农》中，鲁迅两次用摇头来表示对刚到的留学生的不满，仅仅因为他们的行李中有为师母带的绣鞋以及他们在车上礼让。这里见出，鲁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内心里反感和抵制一切轻薄、无聊、迂腐的言行，而且惯于俯视一切，睥睨群小。但同时，他听演讲一言不合，就觉得留学生不过如此，不再顾及演讲的全部内容，也暴露了他敏感、偏激、喜欢冷嘲的天性——毕竟吴稚晖并非浅薄之辈——预示了他后来喜欢从小处攻击对手的习惯，正如他自认“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2〕。
在1923年，鲁迅已经成为名作家的时候，他在致孙伏园的信中，说自己“交际太少”；1924年，在致李秉中的一封信中，他又坦承自己“我这里客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他分明是矛盾的，喜欢独处，但又渴望别人的倾听。从某种意义上，鲁迅的性格甚至是被动的：“肯”字就表明，鲁迅期待着别人来主动找他，而他来接受，否则他就生活在自己孤寂的思考中。鲁迅的同门师兄许寿裳的回忆似乎也表明这一点。许寿裳在东京的日语补习班编《浙江潮》的时候，向鲁迅约稿，鲁迅第二天就交来了一篇《斯巴达之魂》，许寿裳称赞鲁迅“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3〕。但这里也可见鲁迅并非是非常主动的，他既没有去编《浙江潮》，也没有主动投稿。周作人曾在《民报》发表两篇翻译作品，而纵览《民报》撰稿人，并不见周树人之名。即使是《狂人日记》的缘起，也是因鲁迅的学友钱玄同敦促的结果，因为一想到“铁屋子”，鲁迅不免悲观且悲凉。再到后来，鲁迅曾说自己是在“听将令”，看来他也明白自己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处在被动、被牵引的位置上。是啊，即令做了“旗手”，又何尝不是被大旗所左右？再跳回去追溯，鲁迅在十三岁这一年，家道忽然中落，他寄住在亲戚家，有时被骂为乞食者，而这种境况与过去是天壤之别，使他过早地就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从这个时候的刺激开始，就注定了鲁迅对他人和群体始终保持警觉，很难轻易成为激昂的附和者。
仙台的幻灯片打中了鲁迅藏在内心的真正困惑。其实，在鲁迅离开东京去仙台之前，他后来的思想就渐露端倪。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1905年以前就曾对他谈到三个问题：
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2．中国的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它的病根何在？
因此，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鲁迅竟然没有问一个和最紧迫的政治相关的问题，没有问如何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而是带着三个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去仙台，他似乎已经预见了他身边的革命者是未必能解决好这三个问题的，而后来果然验证了。这几个问题也为鲁迅十多年后的一系列小说奠定了思想基础。按许寿裳的说法，鲁迅当时说过，他志愿学医，正是要从科学入手，解决这三个问题，这与鲁迅本人在《呐喊·自序》中的说法一致：“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他又说，原计划是既要救治病人的疾苦，一面“又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这让人觉得，鲁迅的人道主义曾经系于两端：救身体和救灵魂，1905年的鲁迅，一步就跨了过来。但鲁迅又并非没有反清革命的欲望，他在一次从仙台回东京的时候，专门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遗迹。朱舜水因坚决抗清而终老异域，鲁迅非常崇敬他的人格，在《藤野先生》里还专门提到他。然而，仙台时期的鲁迅又曾经为了美观而将血管绘得移位，受到藤野先生的批评，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情绪化，有时与实证科学并不合拍。
二、章太炎·鲁迅
鲁迅转向文学后，1907年作《文化偏执论》和《摩罗诗力说》，讲求个性，承认天才。其时，章太炎也力倡以主观精神和道道力量作为革命动力，甚至直接提及尼采的超人思想。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开班讲学，前往受业的学生中鲁迅、许寿裳、朱宗莱、朱希祖、黄侃、钱玄同、钱家治、周作人等同班听讲。章太炎在诸弟子中，最为推崇的是黄侃〔4〕。章太炎有学术救国之心，“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而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效”〔5〕。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自己前去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的原因是“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是因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听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一原因是值得玩味的，“有学问的革命家”，意味着学问和革命对鲁迅来说同等重要。在一封1934年的信中，鲁迅对杨霁云说：
记得清朝末年，也一样的有叭儿，但本领没有现在的这么好。可是革命者的本领也大起来了，那时的讲革命，简直像儿戏一样。
鲁迅向往和支持革命，但对清末革命的实际实有很大保留。因为他反对任何人把革命弄成一场“嬉皮笑脸”的“儿戏”。但是他从此与章太炎结缘，以“骂人”闻名的鲁迅，独独对章太炎在有所批评的同时给予相当的肯定和推崇。在章、鲁相见前的1907年，章太炎与孙中山分裂，其中既有工作分歧，也有门户之见的因素。和当时的许多革命者一样，章太炎有着相当深厚的地域歧见。他曾对援助过他的四川人吴玉章说，“同盟会中只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吴玉章认为门户之见是章太炎走向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6〕。鲁迅是否有地域情结，不敢妄估，但在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与章太炎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基于同乡因素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