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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位、按手印及其他
作者：伍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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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一出于他的心胸，一出于当时的形势。他顾念大局，以统一为要素，以道德为准绳，其心直可剖示天下。在他的心中，决无恋栈和弄权的半点私心，这与不学无术，自我膨胀，故弄玄虚的专制恋栈狂相比，是何等的高尚！
至于有人说，孙先生手中无军队，无实力，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则大谬。其一，如革命家、文论巨子雷昭性所说，倘若果有权力私心，难道不可以挟南方兵力相抗衡吗？即使不能直捣黄龙，难道割据天堑划江而治不可乎？然而这样就不免人民流血，荼毒生灵。又其一，孙先生让位以后，同盟会的年轻干部，有捶胸顿足者，有呼天抢地者，至有失落发疯者，即令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对孙先生的举措仍表示理解——是一种痛苦的理解。倘非如此，他们就会重拾利器，奋起狙击袁世凯，只要孙先生点一点头，稍做示意，这样的志士会层出不穷，不惜流血五步、肝脑涂地，直至将其肉体消灭。因为孙先生为人以智慧和胸襟胜，从来不搞政治交易，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可是袁世凯这样低贱的心智，怎么可能领会孙先生博大的胸怀度量，以及长远崇高的考虑呢？所以紧接着，袁世凯利用和局的形势，大肆徇私舞弊，专制误国，至复辟帝制，全国奋起声讨，觳觫暴毙，亦咎由自取也。先生的高蹈远引、逊位让权，竟被视为软弱，后世历史家也有持此论者，这就让人不可理喻了。
（二）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潜往日本。1914年7月在此间成立中华革命党。确实发生了要求党员按指印、立誓约之事。
最近有人撰文甚至以为是专制的先声，“一言堂”的萌芽，这就偏离事实很远了。包括唐德刚先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是很遗憾的（见广西师大出版社新出的《袁氏当国》一书）
实情是，同盟会的干部，一部分学者气书生气太重。以欧美为师，非常正确，但也要看是不是时候。欧美的议会已经成熟成型，甚至可说是雷打不动。当时的中国呢，同盟会被袁世凯分化、瓦解。在糖衣炮弹的同时，也预备刺刀伺候。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元勋给袁世凯骗了，还敢于疯癫似的同人家乱闹，要分权，虽然是个笑话，但在背后，也有同盟会的实力在隐约地起作用，否则，哪有他那一番喘气式的表演呢，只怕连活命的空间都没有。在民主国家，政治及政治家的进退是由公民的选票来解决的。因为民主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家们提供一种最有效的工具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政治权利斗争，选票决定个人是否掌权。但是袁世凯不特限制选票，最后连议会都解散了，夫复何言。
孙中山要党员立誓约的中心内容是：“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有啥紧张的嘛，您选择了此道，这一点约束都不能承受吗？再者，孙中山的按手印，在那么一个特殊时期，同盟会涣散之风愈盛，分子复杂，官僚软化，黄兴都沮丧不已。连续给袁世凯所玩弄，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为矫正之，按个手印，有什么呀！可是我们的学者们，脾气大不说，还迂阔地要说法，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孙先生也只好由他。大学者牵头的革命组织，有那么一点江湖气，其实是好事。比较中外革命史，像孙先生那样的革命家，到哪里去找呢？
专制的起源，跟人的性格，环境，背景、气质，一个人的权力欲……关涉甚大。有的人，从他的气质涵养来看，他就根本搞不了专制。而希特勒、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几乎就是天生的专制分子，不搞到鬼哭狼嚎万户萧疏他就决不罢休。
中山先生允文允武的人格气魄所来有自。他革命一生，荆棘载途，先生却如牛负重，两肩担起，未尝稍息。很多历史的关头，机会微渺得如同海底捞针，而先生总是不辞艰危，期达目的。尽管有的行动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分。但是，如唐德刚教授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所赞：“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中山先生气魄宏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第十三章）他坚信权力与责任同在，充分理解这一点的人，方不致成为权力狂。出于对生命价值的无条件关爱，他推崇非暴力运动，但绝不是无原则的守持之。孙中山先生素重西学，深谙洋习，对设议院、变政治更有深刻的理解。１８９６年伦敦蒙难（为清公使馆绑架），获英国人民及政府营救，对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及公德良心更确信无疑，也使他对文明国家的进步、教育、民意的认识更加坚定。他对中西文化良性传统方面的有机继承发展使他不但建树伟大，更以献身国家的同时，表现出一种罕见的人格魅力，而时势给他的名利，却弃如敝屣，绝不介怀。
（三）
罗厚立先生撰文于《南方周末》（2005.8.11《国器章太炎》），说章太炎“多本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少注意一党一派的私利”，说他上书袁世凯，化解废除各地的割据势力，“希望获得真正的全国统一，进而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这是广为引用的名句，但引者多受国民党（同盟会）观念影响，以此诟太炎以革命党身份而助袁。其实章太炎以国士而献策于中华民国新任的总统，追求的是国家的安定统一，自不必以党派观念而非议之”，“章疯子之称，据说最初还是太炎自己使用……”
这些议论是大有问题的。
仿佛巴尔扎克乃文学界之拿破仑，章太炎也是个学术界的拿破仑。他的性格，加上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平静与节制。此种性格乃决定其行事的根源。疯子的称谓，也不是什么据说，他在《章太炎的白话文》里面扎扎实实白纸黑字承认了的。
他的寄托希望于袁世凯，也大有其私利在，不是什么天下为公。他个人的弱点，当然也是人性的弱点，不必回护。只是说，这并不十分影响他的学术光辉，倘若在西方民治国家，个人毛病不为大害。但在民初那样板荡专制的社会，就大有可议之处了。
您说他不为一党一派的私利，这就是个笑话了。就是先进的民治国家，党派之间也要光明正大的争取私利——竞选就是争私利，争组阁之利。只是说前提是一种深厚的契约精神，一种正大的游戏规则，您的派别在获得私利的同时，必以实现最大的公权维护为前提。您争私利，也要同时顾及别人的私利。孙中山、宋教仁的政党政治观念，是拿出政策和策略，和他党竞争，而多党竞争，他们坚定地视为良美政治。美国先贤以一党刻意分之为二，就是要让他们争嘛。
太炎正因颇有私心，与虎谋皮，才给袁世凯玩弄，而跳脚大骂的。当东北筹边使等事，直是自取其辱；在会党内部，他也是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的，故即令蔡元培那样笃厚的仁人君子，也每每看不下去，斥责他“尤为无理取闹”。倒是孙中山对他，以罕见的心胸忍让之，强调“尊隆之道，在所必讲”。袁世凯表面看重他，也正是因为有同盟会后盾潜在地在起作用，否则置之死地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哪还有他的一番让人津津乐道的表演，和他那些趣味盎然的行为艺术？他要是注意一党一派的私利倒好了，他只忙乎他个人的私利。章太炎这样的老先生，适合在一个宪政历史深厚的体制下做议员，则可大幅度发挥其多思善谋之长才，那他的毛病就无伤大雅了。美国议员有被报界骂为无脊梁骨的软香蕉的，有被骂为狗屎的，不一而足。但他们实际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因其人性的弱点，被良规所限制，难以形成破坏力。好制度，把坏人变成好人；而恶制度，则把好人也变成坏人。
袁世凯又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他自己告密、窥视、翻云覆雨、杀人越货走上专权捷径。同他搞什么国士献策，于法理就不通。所以，不是什么不必非议，而是大可非议。袁世凯之不配以总统身份接受国士的献策——为什么？潘恩、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中早就讲过，以阴谋和暴力来攫取权力的、以专制暴力钳制人民生命自由的，人民可以不承认他，也可推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