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
作者：曹瑞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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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伊间基本上没发生过大的会战，双方先是在摩苏尔纠缠了一会儿，然后美军一个“蛙跳”，直捣巴格达，发现以前媒体上气势汹汹的那些伊拉克领导人全都莫名其妙地从人间“蒸发”了，于是战争也就不声不响地宣告结束。
面对这一战果，我们现在也是见怪不怪，大家都相信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简单：美军的武器装备太好了，在高精尖的军事技术面前，落后的武装简直不堪一击！不过如果我们对“希波战争”以及马其顿对波斯的战争史有点兴趣的话，那问题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要想去除心中的困惑，让我们还是先回到古战场上，亲历一下当日的战斗，许多谜团也许就能迎刃而解。在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中，波斯将军大提士率领军队越过欧波亚海峡，登陆马拉松湾时大约有一万五千人，而希腊陆军有九千至一万人，由总司令卡利马科斯指挥，后来又有一千名普拉蒂亚人加入进来，但总兵力依然少于波斯军队。
在两军对抗中几个具体的战术性问题对战争结果起了重要作用。波斯军队中其主力是由弓弩手组成，士兵没有重装甲保护，没有手盾，他们都不太习惯于白刃战。与之相反，雅典军队每个士兵则有全套的甲胄，其中包括金属头盔、胸甲、胫甲、和股甲，而且他们还配备有圆盾、长矛和重型的双锋剑，他们一般很少带弓弩，认为靠远距离射杀对手是懦夫的行径，只有近战搏斗才是真正勇敢的标志〔1〕。战斗打响时，雅典人向波斯人猛扑过来，波斯人则用弓弩射杀对方。由于弓弩的射击集中于雅典军队的中心，所以一条直线冲过来的队伍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凹形，波斯军队向前冲锋时就钻入了这个由他们的弓弩所造的“袋子”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两翼处于雅典人的攻击中时，立刻陷入恐慌，加之又不习近战，没有盔甲和盾牌，被雅典人杀得毫无还手之力，于是全军挤在一起，秩序大乱，纷纷往船上逃跑。此战希腊人战死一百九十二人，而波斯人损失了六千四百人，还有七艘军舰。关于这场战役的影响，正如富勒所说：“这是希腊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凭着他们自己的力量把波斯人击败了，马拉松一战使希腊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2〕
在另一场普拉蒂亚会战中，希腊联军一直是被波斯将军马多尼奥斯率领的大军压着打，既被劫了粮又被断了水源，而且在兵力对比上，波斯陆军达到了三十万之众，希腊联军十九国部队的总兵力按乐观的估算也只有十万八千二百人，而且在联军中希腊人爱争吵的老毛病总是犯个不停，军事会议往往演化成彼此咒骂的泄愤大会。直到最后撤退时，竟还有几个斯巴达的老倔头将军认为撤退是一种耻辱，死也不撤，以至延误战机，让波斯军队追上，被迫在一处很不利的开阔地带对付波斯的骑兵。战斗中波斯人的传统弱点又一次让他们吃了大亏，除了使用弓弩还行外，近战时使用兵器的技术远不如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身上的轻装甲几乎没什么防御能力，手里也依旧没有配备手盾，所以一交手死伤惨重。同时希腊军队在战斗中是以方阵的形式发动进攻，每个战士的勇敢并不是脱离集体的莽夫之勇，倒是波斯军队没有什么阵形，只管一群、一群地往上冲，结果他们的箭被方阵中密不透风的“盾墙”挡回去，而他们的人则被从方阵里伸出的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长短枪刺杀。这时马多尼奥斯又犯了一个战术上的低级错误，他没有在弓弩手的后方保留下大一点的空间，以便于他们进退自如，从而保证一个有弹性的战术正面，而是把他的部队集中地塞在弓弩手的后面，这样当弓弩手在近战中失利想往后撤时，后面的部队却在往前挤，于是波斯军队自相踩踏，秩序大乱。这个错误使马多尼奥斯在乱军中丢了性命，他的死立刻在波斯主力中引起巨大恐慌，原有的抵抗彻底垮了，整个军队也随之瓦解。波斯帝国从此也走上了崩溃的道路〔3〕。
在亚历山大代表希腊人向波斯执行复仇使命之前，他的父亲腓力已经为他在军事上完成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家，腓力认识到了战斗中机动性的重要性，并重新改造了传统的方阵，使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骑兵间组成一个可以协同作战的高度灵活的战术单位，同时在保持士兵进攻灵活性的时候，盾牌和金属铠甲等防护装备依然是每一个士兵所必备的〔4〕。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就是带着这样一支队伍和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高加梅拉展开了决战。
据阿里安的记载，大流士三世的部队总数是：骑兵四万，步兵一百万，车轮上安装大刀的战车两百辆，还有一些从印度搞来的战象大约十五头〔5〕。而亚历山大这边的总兵力为七千骑兵和四万步兵〔6〕。开战时大流士三世把部队一线排开，自己居中，而亚历山大则在第一线队伍后安排了第二线，作为机动的预备队，它们由快速突击纵队所组成，在第一线的左右翼各摆一个，战时随机调动，拥有一定的自由性，这样一来整个阵形呈现为凸向于敌阵的空心梯形状，亚历山大本人照例在精锐所在的右翼。战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亚历山大向敌军左翼方向移动，希望移到波斯骑兵无法发挥特长的丘陵区，这一意图为大流士发现后，他命令其左翼迅速阻挡亚历山大的运动，于是亚历山大所在的右翼与大流士的左翼发生了激战。第二阶段亚历山大将布置在右翼的第二线预备队调上来，连同自己右翼所有的四团步兵向敌军左翼发动猛攻，并及时抓住敌军骑兵与步兵脱节所形成的一个空洞，由亚历山大亲自带兵穿插过去，直指波斯阵中心的大流士三世。这个声势骇人的攻击，使大流士三世极度震惊，经过非常短的思考后，他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调转马头，撒腿就跑！因为皇帝带头，其他波斯军人也只好跟着跑，于是又重演了以前希腊军队追杀波斯人的一幕。真不知道当时被马其顿人杀死的波斯人多，还是在混乱中被自己人踩死的波斯人多。就在亚历山大右翼得手时，他的左翼却出了问题，因为右翼冲得太快，使它与左翼之间也出现了一个空洞，于是印度和波斯的骑兵乘虚而入，直扑马其顿的行营，关键时刻还是左翼的预备队发挥了作用，他们迅速回转过来，顶住了敌军的进攻，保证了整个阵形的稳定〔7〕。这场战役结束后，虽然大流士三世得以逃脱，但波斯帝国还是永远地沉没了。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8〕进一步讲，这件政治工具本身就浸透着浓重的政治制度的因素，战争的较量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政治的较量。如果说武器不重要，肯定是不对的，武器的确可以决定战斗的成败，但说武器是战争的决定因素，那就错了。决定战争的是政治，同时也正是这种政治因素决定了战争中的武器装备和使用情况。
回顾这几场影响人类历史的古代战役，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特性在于：希腊和马其顿对波斯的战争本质上是两种制度间的战争，它们是专制帝国与军事民主制的城邦共和国间的对抗。
波斯是一个大帝国，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下，要在如此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有效统治，就不能效法希腊或马其顿那种小型城邦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帝国的安定需要神秘性，它的统治者是一个符号而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为了保持这一符号的所有神秘力量，关键点就在于它必须经常处于隐秘状态。作为一个人的波斯王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可能还不如别人；但作为符号存在的波斯王则是众神之下、万民之上半人半神的存在。这当然是一个谎言，不过帝国的确是建立在这一谎言基础之上的空中花园，如果波斯王经常出现在普通人的世界上，那么他的人性将败坏人们心中关于他的神性，这样一切谎言的中心就瓦解了，整个帝国也就会失去重心，陷入混乱。另一方面，只要波斯王安于做一个符号，那么帝国的臣民对于波斯王的态度就会由两种心理编织而成，一是崇拜，二是恐惧，通过这两种心理，帝国最终形成了使它得以稳定的道德基础，即服从与忠诚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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