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第三只眼看日本

作者：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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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留日文学，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留东外史》（不肖生）、《沉沦》）（郁达夫）那样的作品。在日本以强凌弱、中日关系恶化的时代，这些作品以简单有力的方式，宣泄了作者的愤懑与焦虑，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民众的敌忾之心和对日本的集体想象。由于偏锋出笔，这些作品在凸现东瀛生活某一方面的同时，遮掩了东瀛生活的另一方面。《留东外史》洋洋一百余万言，其中虽然也写到了日本下级军官狂妄无知的军国主义嘴脸，靖国神社对中国学子的刺激，日本武林的夜郎自大，但都止于表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众基础，在这部小说里并没有多少揭示，一切都淹没在“日本是个卖淫国”的渲染中。《沉沦》不遗余力演绎的，是弱国子民“性苦闷”的逻辑，最后将失身的中国学子送进大海，临终前还对“祖国”的不强大发出责叹，西方的两性解放思潮（反封）与近代民族主义（反帝）的合力，使这篇小说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从中国人认识日本的角度看，这些作品的误导作用是很显而易见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险峻的中日关系和民族生存危机，使中国学子无法保持冷静的头脑；根深蒂固的“大中华”观念，妨碍中国学子对“小日本”的认识；西方个人主义与东瀛文化风土的双重刺激，使留日文学写作变成宣泄个人苦闷的“自叙传”，由此传达的东瀛生活信息，必然是片面的、扭曲的。
　　的确，留日文学缺乏理性清明的作品，即使偶有这样的作品问世，也引不起人们的重视，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影响。这毫无办法，在一个浮躁亢奋的时代，中庸的声音注定不受欢迎，其价值总是有待日后的发现和追认，历史的辩证法往往就是如此。
　　以上感想，是我读凌叔华的留日小说《异国》《千代子》时自然而然产生的。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然而对于她的留日文学写作，文学史家一向未予以注意，查阅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竟没有一本提及。其实，凌叔华的留日写作不仅在她自己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对于中国现代留日文学写作，亦有特殊的意义。习惯了留日文学普遍存在的滥情伤感之风后，凌叔华的留日小说不能不显得相当的“另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仿佛在昏热的暑天，喝下一杯清凉的冰茶。
　　《异国》是写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中日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东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峥嵘”的另一面，粉碎中国少女的美丽想象，使她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由于这场“变脸”发生于西方教会的背景，事情就显得有些非同寻常，《异国》因此也获得一种深刻的内涵。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种超越国界、种族、地域的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这样一种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到了日本后，却发生了异化。小说中，温柔可爱的东洋白衣天使动不动就向上帝祈祷，甚至还为正遭日本侵略的中国祈祷“和平”，做得煞有介事的。然而，区区一份中日争端的“号外”，就让她们现了原形，由此足以引发人们对日本文化的深思。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岛国，岛国的文化风土，无法产生普世的宗教思想，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思想传到岛国，却会发生异化，与原先的貌合神离。这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样，作为日本国民性基本特征的集团性，本身不具备超越的内涵；对于日本人，集团之上不存在另一种绝对的、超越的力量，诸如西方的上帝、印度的佛、儒家的仁义，因此，个人无法脱离集团而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它必然表现出极端的排他性，这一切在《异国》里得到了恰当的演绎。
　　然而，《异国》另有精彩。了解日本的人知道，高度发达的“人情美”与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构成了日本国民性貌似对立实则互补的两个方面，前者带来一个纯朴浪漫、风情万种的世界，后者造就一个量小气窄、尚武好斗的国度，孤立地看，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对立，整体地看，却是互相补充、互为表里的。因此，恰到好处地把握这种“菊”与“刀”的互动关系，就成为认识日本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异国》显示了超拔的眼光，东瀛的“人情美”与“岛国根性”的二重构造，被作者拿捏得如此妥帖，天衣无缝，实在令人惊叹。作者先用五分之四的篇幅，写尽东瀛白衣天使的种种可爱可人之处，为她们的“露峥嵘”作了最佳铺垫，然后笔墨荡开，形势急转直下，似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传神的白描，不动声色的对比，先扬后抑、欲擒故纵的手法，将日本人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
　　从这里可以引出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中国现代留日文学写作，几乎由男性学子囊括，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心理上的某种缺陷，加上弱国子民种族歧视的强烈刺激，他们无法以纯正的心态和眼光，冷静客观地观察描写东瀛生活，在他们的笔下，东瀛的“人情美”与“岛国根性”总是以生硬的、异常的方式联系，政治层面的“反日”与文化层面的“亲日”形成深刻的悖论。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礼教长期压抑而造成的畸形性心理，东瀛岛国特有的“人情美”对于中国学子具有极强的催眠力，徐志摩的一首《沙扬娜拉》，将东瀛女子的“温柔”赞美得无以复加，简直到肉麻的程度；郁达夫的弱国子民“性苦闷”里，包含着对东瀛女子可望不可及的迷恋与绝望；陶晶孙的留日小说，营造一个日本男性缺席的东瀛女儿国，中国学子成了这个乐园里的贾宝玉；《留东外史》里衮衮诸公一边叫嚷“日本女子淫”，一边沉迷于她们的肉体而乐不思蜀；媵固笔下，东瀛的聋哑女都有迷人的魅力，足以让中国学子发疯；甚至连郭沫若这样的文化英雄，在《喀尔美萝姑娘》这篇颓废味十足的小说里，使出浑身解数描写东瀛少女不可抵抗的魅惑力。至于周作人，就更不用说，完全被日本的“人情美”所俘，他写过一篇书生气十足的《日本的人情美》，证明日本固有文化里没有忠君爱国观念，将日本的“人情美”视作日本的第一国民性。周作人后来沦为“汉奸”，与他对日本文化的过度崇拜显然有极大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问题的深刻性。
　　作为上流社会出生的女性，凌叔华此时显示了中国男性不具备的看透日本的本领。女性的眼光与心理，本来就更适合认识东瀛的“人情美”，就像女人看女人，往往比男人看女人更加准确一样，贵族的教养，更是保证了这一点。《异国》对东瀛白衣天使略含反讽的赞美，绝不是中国男性作家所能为，其中写道：“她（蕙）猜想这些花大约是她的女友太田或小林送来的。她想起她们可亲的容颜及讨人欢喜的笑声，虽则她们俩长得不算怎么样。她常对人说，世界的美女人，日本最多了。因为日本的女人，具有十足的女性美。凡女人特有的好处，如温柔沉静，细心周到，爱美爱洁等等都较他国人完全，至于服从谦卑与态度的柔和更非西洋或中国女子可以望其项背了。”这些文字，使人想起当年凌叔华对她的好友徐志摩的婉讽：“他对日本印象完全充满幻想，可由他的‘莎扬娜拉’诗里看出来。那首诗是他陪泰戈尔老人游日本时写的，他们那时的光阴，真是‘烂若舒锦，无处不佳’。日本人原本最会做东道主人，他们有心招待人，真是体贴入微，使宾如归一样舒适，尤其是女性，她们差不多都值得小泉八云的赞美。”对于性心理不够健全的中国男子，这不啻是一副口感极佳的清凉剂。
　　比起《异国》戏剧性的描写，《千代子》以更加日常化的方式，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草根——东瀛民众的生活场景。故事发生在以民风古朴著称的京都小镇，以支那料理屋小脚老板娘的三寸金莲为由头，自由松散地展开。令我惊异的是，这篇小说采取了日本人的视角而游刃有余，仿佛钻进了日本人的头脑，将日本底层民众对中国的想象及其卑琐的欲望叙述得具体而真实，仅就这一点而言，现代留日文学恐怕没有一篇作品能够与之媲美。生活清苦的日本民众一方面垂涎于中国大陆富饶的物产，中华料理不可抵挡的美味，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表现出极其的蔑视，把中国人想象成小脚加鸦片的怪物，是一匹不堪一击的“死骆驼”。一份份宣传国难的“号外”，改变了古道京都的纯朴性情，使全体民众卷入侵略扩张的狂热中。这里作者特意选择了两位未谙世事的少女千代子与百合子，通过她们的行为，揭示了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对日本民众的毒害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受环境的熏陶，千代子小小年纪就养成了妖魔化的中国想象，以致于目睹真实的支那女子，也不能改变这种荒诞的想象：“在千代子的脑子里，浮现着的支那女子真是怪物。在家里软得像一块生海蜇，被水冲到那里便瘫在那里不会动了。偶然立起来走路，却又得得得的像马一样走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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