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一片西风作楚声
作者：焦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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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发展至今，几乎已成最自由的文体。在市场之手的强力操持下，经过评论家的理论立法和诠释，有关文学的消息从网络、电视、报纸上扑面而来：“著名作家”、“伟大作品”、各种“文学大奖”、各种“畅销排行榜”，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非凡。虽然乱花迷眼，但喧闹并不能掩盖小说的真相，如果经常阅读当代小说，不幸又有自己的头脑，不难发现：2000年以来的小说面目模糊、凌乱不堪，在虚假繁荣的皮相之下，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市侩主义实隐其中。
二十一世纪是个眼花缭乱的时代，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热衷于颠覆，思想的武器掩盖了思想本身。所谓“断裂”、“当代性”、“历史性”、“国际性”、“世界性”等耸人听闻的大词癖、大话题，其实只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以为通过几部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数的皇皇巨著的出版，就能与国际同步、与时代同步，就意味着汉语书写新时代的到来，这个虚假的命题啊，毁了多少小说家。
国际化、现代化，中国作家是被这些光环罩住了。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福克纳成了中国作家的坐标，他们的作品更是成了《圣经》。君不见，一部《百年孤独》至今依然高悬在中国作家头顶，余华、莫言、阿来等依然不曾摆脱阴影，可见其杀伤力之强大。其实，中国文化的美感、骨骼是跟自己的历史文化连在一块的，是血肉相连的，即使像西南某省会城市把自己命名为“东方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也不会飞越重洋过来居住。
不仅向西看向外看，动物也成了拯救文学的良方。自从《怀念狼》一出江湖，文坛集体返祖回到动物世界，《狼图腾》、《狼的诱惑》、《藏獒》纷纷出笼。在汉语里，狼除了指向名叫狼的那种动物，还有一层涵义是凶残和奸诈，它是个没有歧义的词汇。那么，为何文坛要怀念狼？除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寓言，文坛的疲弱和技穷实在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
一
我们的阅读之旅从余华新鲜出笼的《兄弟》开始。作为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余华一直让人瞩目和期待。《兄弟》出手果然不凡，立即跻身畅销榜首位，开机即印了二十万册。在文学已经清淡的年代里，余华《兄弟》难得地为文学出头争取了一次充当明星的机会。
“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地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余华就这样开始展示他对时代百感交集的把握，紧接下来的三十多页一直围绕着女性下半身某个生理部位大做文章，不停地窥视、玩弄、嘲讽，暴力时代女性的命运本来更加不幸，余华的渲染尤其让人齿冷，叙述中的暴力和蹂躏无法遮掩，令人惨不忍睹。
余华自己曾经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但《兄弟》却重复了。且不说那个马尔克斯式的开头，熟悉余华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书中的情节和细节也似曾相识，掉进粪坑、厕所窥视、诗人在《在细雨中呼喊》等小说中已经出现不止一回。
《兄弟》中的人物形象依然没有突破。从李光到李光头，漫画化、脸谱化的基调已经奠定。围绕着他的故事理所当然带有漫画色彩：扫荡腿、阳春面、电线杆……还有，李光头这样一个可笑的绰号，从年少无知的顽童一直叫到他成为马桶镀金的超级巨富，期间的过程平稳得实在让人无法想象，时光停止了吗？
叙述的巨大力量毋庸置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孜孜不倦的终极追寻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活着》开始，余华采用了轻盈、飘逸的叙述讲述苦难和沉重，游走于轻重之间，获得了写作的快感，超越升华了人生的悲凉与苦难。可是，如何拿捏这个轻重，是个危险的事情，仿佛走钢丝，或者博得喝彩，或者狼狈摔倒。如果说富贵和许三观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悉环境里，余华和读者们对此有着完整的诠释结构，可以掌握事态的发展，那么李光头他们在一个现在还无法预知方向的开放背景中，如何完成其漫画格式的文本过程？叙述的方式蕴涵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他无法控制人物性格和故事自主发展的时候，叙述的策略就会跳出来充当真正的主角，毁掉那些人物和故事本身，这就是余华《兄弟》的命门。
昔日的先锋余华明确地说，要让自己的作品“平易近人”，“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就这个意义而言，《兄弟》无疑是绰绰有余。但对余华而言，这是一次失败的体验，他未能把握轻与重的度，轻是轻了，但却是鸡毛般轻飘飘无法承受。
莫言曾经以他的重量、密度和品质震撼了中国文坛，借助电影艺术的视觉冲击，高密那片高粱红遍了文坛和影坛，从中国红到了西方。寂寂无名的高粱俨然成为生命图腾，而莫言简直就是一个“欢乐英雄”。
从那以后，莫言开始过分相信自己的才华，过分放纵自己的笔触。《欢乐》、《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莫言汪洋恣肆，乱箭齐发，铺天盖地，一路朝着想象中的“欢乐”狂奔而去，而身后，已经洪水滔滔。酷刑、虐待、杀人、剥皮、吃人，花样越来越多，招式越来越狠，但主题永远不变：受虐与施虐。
就细节的残酷程度而言，莫言的小说超过了《索多玛一百二十日》，层层递进的施虐、酷刑和杀人描写，令人透不过气。也许有人会说，审丑是现代艺术的真谛，也许有人会说，黑暗、丑恶是更加真实的人性。是的，作为表现人性的艺术作品，可以从人的卑贱出发，可以抵达人性的黑暗深渊，但不能沉迷其中，必须超越与拯救。艺术作品倘若从晦暗出发，越走越深，越来越黑，最终走到哪里？只能是无底的深渊，死路一条。
看来，莫言是有点收不住边。一向对莫言青睐有加的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也忍不住了，他谆谆告诫道：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小说太长了，写得太多了。而莫言自己也沾沾自喜：我非常会讲故事，只要开始了就讲不完了。一味的狼奔豕突走向哪里？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肯定不会是诺贝尔奖，更不会是文学的深处。因为，黑暗里并不能开出花来。
在当代小说家中，颇具学者风范的韩少功无疑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从早年如枪声般清脆的《爸爸爸》，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译介，再到掀起巨大风波的《马桥词典》，其先锋性、探索性难能可贵。2002年的《暗示》又是一部让人相当压抑的文本。韩少功自己说，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文体上的新尝试，即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从这点看来，他在乎的是表达，而非表达的形式。虽然同为词典式、词条式写作，但《马桥词典》是通过“语言”这个方式来表达世界，而《暗示》则企图抵达言词未曾抵达之处，例如气味、氛围、影像等隐晦、无法言说的领域，即所谓的“象”，探讨的是“具象符号在人生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语言与具象的互动与互在所导致的现代知识危机”。文章的思想深度和探索意义也许无可比拟，但是过度的理性和题材的模糊性大大削弱了作为小说的阅读体验。马尔克斯曾经戏言，好的小说就像“老祖母讲的故事”，而《暗示》中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没有结构，总之，缺乏小说必要的组成要素，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笔记、随笔或者理论笔记更为恰当。《暗示》到底暗示了什么？文体的探索非常必要，但如果走向极端，突破界限，那么作为小说的意义已经丧失，或者说，作为小说其本身已经不再存在，所有的暗示理所当然都变成了空白和虚无。
《尘埃落定》曾经是文坛的一个异数。那种轻盈、自由、诗意的神秘填补了中原文化的空白，给僵硬的文艺带来了本真原始的朴素美。
机村传说之《空山》悄然而来。评论家们异口同声说这是一个创新的文本，说采用了“花瓣”式写作。其实花瓣也好，树叶也好，又有什么关系呢？社会的宽容使“怎么说”已经成为私人选择，小说归根到底是“说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