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安徒生百年印象
作者：李红叶
字体： 【大 中 小】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童话作家，没有谁能像安徒生那样在人类阅读领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正如勃兰兑斯所言：他的文字属于我们曾经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辨认过而今天我们依然在阅读的一类书籍。
2005年，安徒生诞辰两百周年。全世界人们都在纪念这位为我们带来欢乐、梦想和安慰的童话诗人。让我们也稍作停留，一起来追寻这位童话诗人九十余年的中国之旅里与我们所建立的亲密联系。
1913年，周作人在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的《童话略论》一文里便提及：“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并在同年12月发表在《社丛刊》创刊号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里，向中国读者第一次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
作为一个有良好的西方文化学养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现代学者，周作人将西方人对于安徒生的评价带入中国，称安徒生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只要我们想想《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小人鱼》、《拇指姑娘》等童话故事在世世代代人们心灵里所发生的印象，可以说，无论当今还是将来，周作人的评价怎么都不过份。
作为一个书写了生动的孩子性并充分展现了自然精神和沟通了人性与物性的幻想力的童话诗人，中国并不先在地具备接受安徒生的文化基础。正如周作人所说：“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1〕孙毓修在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美小说丛谈》里谈到安徒生时，亦称“其脑筋中贮满神仙鬼怪，呼之欲出，是诚别擅奇才者也”。“安徒生之书，时而花妖木魅，时而天魔山魈，其境即无不奇”。中国的正统文化不事幻想与鬼神，讲究文以载道，也从未有专为孩子而写的，主幻想、张游戏的著作。故安徒生在中国人心里引发的最初印象不是天涯比邻的“亲和”与“理解”，而是“不懂”与“惊奇”。
然而，恰是这“幼稚荒唐”、“花妖木魅”的安徒生童话开启了中国人对于儿童精神世界的理解。周作人受西方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儿童学及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又读过如挪威Boyesen、丹麦Brandes、英国Gosse等诸家评传，因此懂得：安徒生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老孩童，所以文学的童话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他；安徒生独一无二的价值，正在于那照着说话一样写下来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及烂漫天真、充满游戏精神的“小野蛮一般的思想”。而中国的孩童从未得过正当的尊重，也不曾有满足孩童审美需要的文学，因此，周作人一遇见早已名满欧洲的安徒生童话，又懂得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不禁欣悦惊叹之至，便着意要将这位“欧土各国，传写殆遍”的童话作家推介出来。
于是，当一个尊崇个性解放并着力从西方吸取思想资源的时代真正到来，当原始的、淳朴的、生动的、充满行动感和生命力的生命状态真正受到推崇，安徒生童话对于精神解放的意义和儿童阅读的意义就很快得到文化界的认可。
到“五四”前后，在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徐调孚等一代儿童文学人的努力下，安徒生的传播很快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颇为显赫的文坛事件。1925年，安徒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闻名海内外的《小说月报》史无前例地特辟两期“安徒生”号，《文学周刊》（第186期）亦整期刊登安徒生的童话及与安徒生有关的资料。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中国对安徒生的翻译已达九十多篇，关于安徒生的传记及论文也达十五篇之多。安徒生对于新生的，立志要将儿童的天性、趣味和尊严从道德训诲和艰涩的古文中摆脱出来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来说，更是具有范本的意义。他那照着说话一样毫无约束力的“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颂扬儿童烂漫天真的心性的“小野蛮一般的思想”，在观念形态上为中国儿童文学书写上了最具本体特征与理想色彩的一笔。
1935年，安徒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这一年远不似1925年热闹。
这年，著名学者徐调孚在《文学》第４卷第１号上发表了《丹麦童话家安徒生》，他说：“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代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把握住过现实，从未把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而成为适合现代的我们的理想的童话作家。”“安徒生从此就不值得我们的崇敬了吗？不！在文学史上，安徒生终究是有他的位置的！”“他的童话的最大价值是处处充满着儿童的精神，他的作品最容易使孩子诵读……”
之后，中国人对安徒生的传播并未沿着周作人这一路径走下去。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四十年代，随着社会形式的巨大变化，文化转型时期人们寻求理想文化形态的典型心态让位于对苦难现实的关注。这一时期，安徒生虽然仍然作为一个在语言形式上取得非凡成就的童话作家而被翻译，但亦作为一个有浪漫主义思想局限的人而被批判。有人认为，儿童文学一定“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应“给少年以阶级的认识，并且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不然，“他们会惊异横在眼前的世界，他们会怀疑他们的老师，会咒骂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2〕。
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叶君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3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叶君健译自丹麦文的安徒生童话单行本——《没有画的画册》。在以后的四五年里，叶君健将安徒生的作品陆续翻译了过来，并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956年至1958年，叶君健整理出版了《安徒生童话全集》（共十六册），之后不同的选集版本在不同的地区也陆续出版，从此，叶译安徒生童话在中国不断再版，至1979年，各种叶译安徒生童话集达五十多种，发行四百多万册，其出版率之高成为中国出版界少有的奇迹。自此，安徒生童话不断传播，安徒生亦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童话作家。
1955年5月5日，为纪念安徒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以叶君健、陈伯吹等投身儿童文学事业的学者为首，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章，引发了又一场“安徒生热”。新中国的文艺理论者取法苏联的社会学批评方式，从而树立了一个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童心烂漫的安徒生形象，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躲向‘天鹅’与‘人鱼’的虚幻世界里去”的安徒生形象，这个“具有对一切人、对社会的一切阶级都怀着浪漫主义的心平气和的理解”的安徒生便变成了一个同情劳动人民（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痛斥剥削阶级（如《皇帝的新装》）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具有充分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然而正是这种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的解释，却使诗意充盈的安徒生童话在一个极为强调政治的年代里有幸谋得一席之地，从而给极左年代里人们的枯寂心灵以意想不到的慰藉。
自周作人将安徒生介绍给中国人，安徒生便留在儿童文学领域了。在儿童阅读领域，安徒生童话无疑是最普及、最基础的读物，尤其是在一个儿童读物并不丰富、儿童文学的阅读并未得到广泛的正当认可的国度，安徒生童话却因其无所不在的声名而成为购买童书的首选，安徒生亦以“经典”的印象而被人们推崇，以致形成一个印象：没有孩子可以不读安徒生，不读安徒生等于没有读过童话，“安徒生”几乎与“童话”同名。在儿童文化领域，安徒生亦始终被作为经典儿童文学大师而被谈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任何一本理论著作，都不能不提安徒生。安徒生童话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意义、建设意义与参照意义，没有其他任何作品可与之相比。安徒生童话的基本艺术特质如抒情的格调、爱与美的主题、对弱者的同情、温情的语调、动植物主角、幻想的品格、拟人的手法、小儿的语言等等，均以中国化的形式组织进不同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艺术肌体中。
在中国，真正将安徒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有着全面艺术才华的人来介绍的，是林桦先生。这位作为外交官员在丹麦生活过１４年的翻译家和学者，不仅翻译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话，翻译了安徒生的全部传记及有代表性的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安徒生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还全面介绍了安徒生的剪纸、素描、拼贴等造型艺术（《安徒生剪影》，三联书店2005年版）。而对于一个有着丰富性格和丰富的人格魅力的安徒生，林桦亦有精彩分析，中国的安徒生传播事业到林桦先生这里，达到一个真正的高峰。
（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见《安徒生的四篇童话》，《国闻周报》1936年13卷5期。
〔2〕金星：《儿童文学的题材》，《现代父母》1935年第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