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纸上漫游犹未知
作者：李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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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文字，大多写成于辞离不久的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附录的两篇则要早些，还是八十年代后半期写的。我有两个年岁差不多要小我一轮，但学术声望早已遍布海内的畏友，他们在自己撰著的书里或朋友间的聚谈中曾提到过它们，我留下它们，多少有点替我个人的学术交游录预先留存一点原始资料的打算。
有关章太炎、钱玄同的两篇长文写得最为晚近。五年前的春季，我跟复旦暂时作了辞别，做这样的决定心里自然不会轻松，我在这里教了差不多十五年的书，如果加上这之前读研究生的岁月，那是将近二十年的一段生涯可出国前的那几年里，我正让自己天性所不喜欢的一堆公共事务缠住了身，几乎无法静下心来读自己有兴趣读的书，写自己有兴趣写的文章，想到岁月无情，自己马齿徒长却一无作为，心里不免平添了几分焦虑。再说，跟一个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环境朝夕厮守，也早已让我惊觉到感觉和想象力正在无形中从自己身上渐次消退，而对一个人文研究者来说，感觉和想象力的胶滞、衰退和消失，将会给他带来怎样一种致命的结果，那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一件事。我想说的是，你如果明白我当时正处在这样一种内心危机的驱压之下，你便不难猜测得到，当我得知我所敬重的一位老师替我觅得了一个可以去东邻一所国立大学教几年书的机会，心里流溢而出的该是怎样的一份感激和解脱感了。
这所我以前从未闻知其名的大学，坐落在日本中部山区的一块小盆地上，和东京、大阪都相距十分遥远。西边一道绵亘无尽的山脉，山巅均在海拔三千米以上，六七月间犹能一眼望见封存在那里的积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读大学时放过的一部日本片《啊，野麦岭！》，说的就是发生在那一带的故事。沿东边的一道女鸟羽川，朝上游不经意地走上一小段，抬头便到了远近有名的浅间温泉，从这里再往上翻过几道坡，是海拔两千米的美原高原。就是这样，在我的住处，即便你足不出户，只要推开落地门窗，便可以终日晤对四周的青山。女鸟羽川平时只是几股潺潺水流，一到雨季，众多的山水聚集而下，则是另一番激流奔涌的景象。站在黄昏的河滩上，望着远近的山峰渐次隐退进深紫色的暮霭里，心里很静，也很空茫，骤然间有了一种时空错置的幻觉，恍然觉得自己重新回到了早年懵懂无知时的岁月。实际的童年情景，当然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这种似曾相识，欲加辨识却又变得漫漶一片的体验，很有几分像是在做梦。此时，要是幽明未辨处出现几声悠长的呼唤，不必响亮，但声调一定要悠长，呼唤的词语也须得含糊莫辨，近于无词，我想，我的灵魂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摆脱躯壳飞趋而去的。这当然只是一瞬间的出神之想，事实上，河岸两边疾驶而过的车辆，也会不时打断我的这种冥想。我只是想说，这里的安静，你大概也可以从这些地方稍稍窥知得一二。我在这里担当的课时要比国内多，但学生少，课程程度也浅，上课时围桌而坐，如同聊天，课后也不再有旁枝逸出的杂事来分你的心，自有足够的时间看你自己的书。只是自己用惯了的、做研究时需得查用的书刊，还有跟研究界同行间的交流，要欠缺些，学术消息也隔膜，不免会有几分寂寞，好在我在国内就不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所以在一个疏离的环境里倒也还能做到随遇而安。凡事有得有失，疏离也有疏离的好处，至少是没有了国内学界这些年来越来越困扰着人的种种非学术的世俗的纠缠，也得以免受所谓“学术定量化”对人的无端控驭和羞辱。我在这里的日本同事们，年薪大概只好算是整个社会的中等偏上吧，但学院外的俗务，似乎对他们并不构成什么诱惑，他们大多孜孜于自己的专业，一年里边认认真真地写上一篇甚至半篇注定只是在少数几个同行间才会有兴趣翻阅的论文，也就心安理得了。也许长年经济不景气，又赶上低出生率所致的生源锐减，近年日本国立大学的压力也在无形间增大，听说文部省正在动议出台准备优先扶植若干所大学先行进入世界一流的草案，各大学也在加紧拟制打破研究费均摊的陈规，适度引进竞争机制的条文，但就我看到的几个大学的举措，也无非是对大学院相当于我们的研究生院的导师，要看看其最近五年间有无著书，或是否发表过三篇以上的论文，否则其资格就会受到质疑云云，还是相当宽松的。慢工出细活，未必所有慢工都能确保出细活，但至少有可能出细活。在阅读像这样出产很慢的日本学者的论文时，别人的感觉我不清楚，至少我自己的感受，得益往往要比读上几大搂国内同行中那些因为要对付“量化”而不惜相互复制或自我复制的文字来得大些。将生意场上猎取商机的取巧做法导入学术研究，指望短期投资，立等可取，充其量只能是对经济学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滥施和错会。我想说，收在文集里的两篇较长的文字，便是我暂时从以往熟悉的语境中疏离出来后的试笔，我希望它们能比我以往的文字变得稍稍从容些。钱玄同的这一篇，实际上是我正在着手做的一项有关刘师培的研究的副产品，正题的进展似乎要比预计的迟缓许多，可以说并不顺利，但我反倒不怎么着急，随它去吧，慢慢来，我是这样宽慰自己的。既然整个世界已被绑在一体化的旋转架上，速率几乎已逼近到失控的边缘，你即便做不到像一根楔子那样深深楔进那疯狂滑行的轨道深处，从而迫使其有所减速，但至少可以不必簇拥其间，再去凑那份“患得患失”的热闹了。
集子里有两篇文字，是和至今依然缘悭一面的“七月”诗人彭燕郊先生有关的。几年前我编梁宗岱诗论集时，他对我的贸然相烦不以为忤，悉心提供种种帮助，其间经过，我已把它们写进了几篇小文里。我自然明白，彭燕郊先生对我的关照，不仅仅只是关乎像我这样素昧平生的一介晚学的事，而是关乎一宗文化遗产的守护和承传，一种可以命之为文化承当的精诚。我手头保存着那时起，到我离开复旦前，他写给我的厚厚一叠书信。《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一文，便是他嘱我为他的一本散文诗集《夜行人》写的《序》。我把这本记录着上一辈正直的文化人悲怆苍凉的历史挫折感和博大厚重的生死感怀的书，介绍给了陈思和先生主编的《火凤凰》丛书，书印出来后，因为编辑怠惰留下过多的错字误印，致使老人久久不能释然于怀。当他得知我准备暂时辞离复旦的消息后，给我的信里曾流露出一丝感伤。这两年里，我时常会想起他，但却一直未能给他写过一个字，其间的缘故，也许只有鲁迅《藤野先生》临近结末的那段话差堪类比。在我心里，这本文集，主要是题献给他，和我去年故去的父亲的。
阅读和写作，已是我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这一切都离不开书架。我大学读的是历史学，后来虽然选择的是去文学研究中栖宿，但对学过的史学毕竟未能忘情。跟那些有志于“直接参与历史”的人有所不同，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在教室里和书斋间打转，处理的大多已是汇集在了书架上的历史，大体上属于诗人稍稍语涉揶揄的那种“纸张里的学者”，但我也不希望它们跟“直接的历史”完全脱节，我希望它们最终是指向“直接历史”的，就像翟永明诗里说的那样：“都不仅仅在纸上漫游。”
就是这样一些汇集在了书架上的历史，当你用心和手逐一抚摸和翻阅它们时，原先悄然隐身在里边的那些生活在不同时空下的人和事，他们的诸多精神体验和思想魅力，便带着饱满的生命质感，在你心手的触摸之下，一一为你复现，给你带来原先意想不到的惊喜、感动和紧张。尤其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在我翻阅着这些纷繁博杂的精神图景，并用我这支拙陋得实难副用的笔试图做点潜心研究，竟在不经意之间，转换成了研究者之于其自身精神构架的一次又一次重新设定和自我型塑，这样的体验，对一个人选择了人文学术作为其一生志业的人来说，不啻为一种“神悦”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朱志武，没有他的费心相助，便不会有这本文集面世的机会。
（《书架上的历史》，李振声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