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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谈晚年周扬
作者：傅白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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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年第9期刊载了周景雷所写《周扬与法捷耶夫》，文末引用周扬的《〈邓拓文集〉序言》最后一段，并发出感叹：“这是周扬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但作为一份准遗嘱，和法捷耶夫的比较起来，缺少了刚烈和决绝，这是不是表明他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呢﹖”这也许是知识界对晚年周扬的种种解读中的一种吧。
老朽今年八十又二，接触的书刊甚少，剪贴一些相关资料，也来解读一下晚年的周扬。
《〈邓拓文集〉序言》发表于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我记得看到该文末段的“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时，内心曾为之一颤，就不忍继续看下去了。我历来是读书不求甚解的，因为此前的11月初，报纸上登出了周扬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一主旨讲话。当时以为，这句话大概是他认识自己的深化。五年多以后，周扬在没有知觉当时也不会有痛苦的状态中离开了人间，而他和他的文集以及这篇《〈邓拓文集〉序言》，却成为知识界曾经热闹的话题，毁誉不一。其后，我看过王蒙、于光远、龚育之等写的一些关于周扬的文章，也看过顾骧的《晚年周扬》，几乎都没有涉及《〈邓拓文集〉序言》。说“几乎”，是因为《晚年周扬》这部十几万字的书里，只用三五行字提到它，落笔处还是那个“痛苦”。直到今年初，接到在北京同心共事近四年的好友徐宗勉兄寄赠的大著《失败者的探索——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研究》，读过其中的《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才觉得似乎悟出了一点值得探究的东西。
周扬写的这篇序言，原来是宗勉起草的。那是1983年的8月末或9月初，澍公一些朋友对黎澍同志的尊称受周扬之托，请宗勉做这件工作。此中的一些周折，可以视为解读周扬晚年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宗勉回忆了当年谈话和起草的情况，写道：
那天他（指周扬）谈话不多，整个时间不超过三十分钟，内容共有两部分：一是他和邓拓相识的经过；一是对邓拓的评论——不是具体评价邓的作品，而是从政治角度议论邓的思想和处境。大意是说：邓是一个知识广博、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学者，对事情有他自己的见解。同时，邓又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这就有矛盾。实际上邓的内心是有矛盾的，《燕山夜话》那些杂文，就表露了他内心的矛盾。邓拓身上的这种矛盾具有代表性。从邓拓的遭遇得到的教训是很深的。——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周扬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澍公在座也未发言。
我没有问，是因为压根儿没感到这是个问题。当时我的理解很明确：所谓教训指的就是党的领导要正确对待党内还有党外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因为从邓拓的悲惨遭遇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把邓拓的不幸归因于他自身，那实在太荒谬了。
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解，我起草了那篇序言，于9月15日完稿，打印后即送给黎澍同志。过了一些日子，他告诉我：周扬说稿子还可以，只是讲周和邓的交往那部分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还需改动。直到这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序言后，我才知道周扬不仅补充、修改了上述那部分，还改写了最后一段。〔1〕
宗勉兄的回忆是十分清楚的。这里，不妨将序言最后一段的起草稿和周扬的改写稿摆在一起，稍作比较和推究。
先看起草稿：
作家在思想认识上同党有距离、有矛盾，这原是常有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必然和党相一致，但在思想上也总会和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有时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主要是因为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不论哪一种情况，党的领导都需要采取主动，努力消除或缩小这种不一致：或者检查和纠正自己政策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者运用正确的政策和恰当的方式引导作家转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使之在思想上同党一致起来。而为了引导，首先就要允许这种政治上一致前提下的不一致，使作家能够说出自己的意见，没有顾虑地评论我们的工作。这样做，才能加深领导和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赖，使党的正确观点和主张真正为作家所接受，得到应有的贯彻和发展，从而避免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和损失。能不能对作家以及一切知识分子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成败的关键，而且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这是近几年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2〕
再看改写稿：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别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3〕
改写稿使宗勉深感困惑，他说：“周扬对这一段的改动不属于内容的提高，更不是文字的修饰，而是变换立论的角度，把对党的领导的要求改为党员作家个人应吸取的教训了。”〔4〕这是为什么﹖李辉在看过《〈邓拓文集〉序言》后，也颇为迷惘，他在1993年《读书》第10期发表的《摇荡的秋千》中写道：“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放置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回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路的不顺畅。”矛盾的表述源于矛盾的心态，问题好像得到了解答。
宗勉的著述一向严谨，周扬这样改写引发他的反躬自问：“是不是我对周扬的意见领会错了，而周的本意就是专讲党员作家如何从邓拓身上吸取教训呢﹖”〔5〕回忆查证：
肯定不是。何以见得﹖第一，周扬在向我们谈邓拓时，虽然强调邓的内心是矛盾的，但用的完全是肯定和同情的语气，对邓的言行包括《燕山夜话》的写作，没有说一句含有贬义或表示遗憾的话。第二，我按照周扬所谈的精神起草的对《燕山夜话》的评论，即序言倒数第三、第二段，周扬除加进关于同情东林党人的两句话和改动几个字、词外未作任何删改，而这两段内容都是赞扬、肯定邓拓的。特别是倒数第二段的末尾，还明确指出邓拓既“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又对某些错误政策、做法“持有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邓拓既没有“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没有“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他在处理自己与党的思想矛盾上，做到了一个党员作家所应做、所能做的一切，这便是周扬对邓拓的真实看法。基于这种看法，自然不会把邓拓悲剧的发生归因于邓拓自己的什么过失，也必然会看到它完全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因而在序言末尾，作为历史教训讲一下党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周扬却没有这样做，在审改序言稿时反而作出上述不合逻辑的改动。他改写的那一段关于党员作家应当如何的话不仅与下文不合，而且同前面两段的意思完全脱节，这又是什么缘故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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