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从政七年如咯血
作者：范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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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不久即从政，受当局赏识，扶摇直上，别有一番心情；然而，处斯乱世，国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后更成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调遣的一粒棋子，其命运殊为可叹也。不过，既为小人物，则又有一好处，就是见势不妙，船小好掉头，趋避逃遁，茫如风影，远离人们的视线。人们不打扰他，他更不想打扰人们。即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也无动于衷，一副倦鸟归山、英雄末路的样子。高宗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岁之前，红极一时；之后，则躲得远远的，若复隔世，悄无声息活到了九十岁。
一
1931年，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二十来岁。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词令”的年轻人〔1〕。返国后，在首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他在日本的大学学的是法学专业，其中包括许多政治课程的内容。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专著中了解到，当年高的“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2〕。也就是说，归国不久，高宗武即能在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可见这个年轻人对政治的某种兴趣。第二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宗武又决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动身前，日本首相犬养毅在东京首相官邸突然遇刺身亡。这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为。当时，海军大尉塚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现役海军尉官、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满日本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认为是日本政党、财阀、特权阶级相互勾结的结果，遂决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等政界人士，袭击政友会本部，企图消灭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强力财团，从而来改变日本的政治现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在“九·一八”事件后出任日本首相，当年与孙中山私交甚好，“一生资助中国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形势了解入微，立即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投给南京《中央日报》。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与关注。他们在刊发此文时加了一个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面谈一次。高宗武去了。报社让他与有关编辑人员座谈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他参与报社工作：就日本问题每周写两篇专栏、两篇社论，每月支付报酬一百五十元。高宗武认为钱太少，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报社为延揽人才，同时答应再介绍他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另有一百五十元。就这样，高宗武没再去广州，成了《中央日报》的特约撰稿人，一时名声大噪。但高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这样写短文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高宗武有一好友叫裴复恒，当时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推荐其入侍从室工作。蒋介石很欣赏高宗武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替自己处理对日问题。不知后来高宗武为什么没有去。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提及此事，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宠惠“好人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调解马仲英、盛世才争端，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此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并自兼外交部长。而前一年11月，高宗武即已脱离中央日报社，转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的研究工作。
……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3〕
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因为“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此时若能进外交部，发挥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不啻于是一个“天赐良机”。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但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初，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这时高的薪俸每月三百元。而且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三百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勉强可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高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开始时无法进入，后在警察特高课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且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高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一次得到了蒋的召见。
蒋对高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蒋介石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或可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应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职责，给予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膺白）在北平奉命处理华北地区有关中日交涉事宜，黄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通商、通邮等各项问题，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前往，“在不损害国家权益下径予处理”。黄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郛，结果发现并非是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按：高未刊回忆录，尘封六十一年之久，2005年6月在美国被发现。详见后文。本文为首次引用，以下不另加注）黄早年入同盟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做过代理总理；1928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因济南惨案引咎辞职。黄与蒋有旧交，自视甚高，称高是“小孩子”或“这个小孩子”，尽管黄这时不过五十四岁（两年后病故）。黄以这种口吻对待高宗武，实际上是对他有所不满。高到华北后，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克敏（两人后为日本傀儡）等人宴请。席间，汤等对高的见识与才华赞许不绝，在给友人信中称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时兼任委员会财务处主任，颇有同感，驰电蒋介石拟邀其出任财务处总参议或秘书长，高不以为意，又是婉拒。蒋又因此而特别欣赏这种做事讲原则、又不为官的态度。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二十九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4〕高却这样说：“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各种职务，赴欧洲疗伤；蒋介石乃接手为行政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长。张十日后到任，高驿马未动，仍为亚洲司司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具体交涉则由高宗武一人负责，并嘱其对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面报或请示。蒋也会直接来找高宗武。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电话里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