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闲话阮大铖
作者：陈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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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亩荒园半亩池，居人犹唱阮家词。
君臣优孟麒麟楦，毛羽文章孔雀姿。
复社空存防乱策，死灰难禁再燃时。
城隅指点乌衣巷，只有南朝燕子知。
这是乾隆年间一位蒋姓诗人寻访阮大铖在南京的故居时的感怀兴亡之作。虽然此时上距南明覆亡已有一百二十余年，但据诗中所述，阮大铖故居的废址犹在，当地人也没有忘记他所写的某些词曲。如此又过了一百八十余年，一九五三年初夏，黄裳先生在《来燕榭书跋》中写道：他在南京“忽于委巷中得阮怀宁故居，今名库司坊，当日之‘裤子裆’也。……．废圃荒池，依稀当日，云即咏怀堂故址，大铖执红牙檀板拍曲处也”。如今上距一九五三年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日前在路边旧书地摊上偶然觅得黄山书社一九九三年版《阮大铖戏曲四种》一厚册，便也想去看看今日的库司坊是何模样。辗转打听数日，结果一无所获，不仅阮大铖的故居遗址早已消失，就连库司坊这个地名也罕有知者，只知那一片地方已改造成为鸽笼般的居民楼簇拥着数幢玻璃墙幕大厦的公式化现代景观了。
阮大铖一生共创作戏曲十一种，另有《咏怀堂诗文集》数册行世，均已大半散失。黄裳先生曾分析阮大铖著作散失的原因有二：一是“大铖诸集刊于崇祯季年，板存金陵，未几国变，兵焚之余，流传遂罕”；二是“况其人名列党籍，久为清流所不齿，南明倾覆，更卖身投敌，死于岭峤，（人们）家有其集，必拉杂摧烧之而始快也”。其实黄裳先生指出的两个原因中，第二个原因即人们憎恶阮大铖其人，也就连累到他著作的流传。这恐怕是主因。如今黄山书社收辑的虽仅戏曲四种，好在流传较广最负盛名的《燕子笺》、《春灯谜》以及《牟尼合》、《双金榜》都已在内，也可豹窥一斑、聊胜于无了。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阮大铖都是公认的小人、坏蛋，但又是一个公认的才子、能人。他从万历四十四年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踏进官场，到顺治三年跟随清军南征福建途中死在仙霞岭上，三十年间曾经两次叛卖，三次遭众人声讨、驱逐，立身行事劣迹斑斑。哪怕最会做翻案文章的才子恐怕也难以为他洗刷，就连他最后卖身投靠的大清皇朝，在编修《明史》时也毫不客气地把他列入了“奸臣传”。
但另一方面，钦佩他才华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中，盛赞阮大铖家庭戏班子上演的主人自编戏曲“本本出色，脚脚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一口气说了五个“出色”，真有赞不绝口的热情。马士英为阮大铖的诗文集作序，更称赞他为明代开国以来第一诗人。就连阮大铖的政敌、明末四公子之三的陈定生、冒辟疆、侯方域，也曾在南京鸡鸣寺下置酒宴饮时，召阮大铖家庭戏班子去演唱他的戏曲。这三位公子“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醉而且骂且称善”，都承认他的戏曲写得不错，演得好。不仅如此，阮大铖出手也极快。他的朋友们在这些戏曲的序跋中曾介绍说：《春灯谜》一剧三十九场戏，阮大铖只写了个把月就完成了。《牟尼合》一剧三十六场戏，阮大铖只写了十六天。“正是百子专门，海内始知大龙独步”，对他十二分的推崇。
阮大铖从事戏曲创作的时期，也正是昆曲风靡大江南北的年代。昆曲在嘉靖年间经魏良辅等人改革以后，至天启年间蓬勃兴盛，被称为“雅音”，其文词典雅，曲调柔曼委婉，演唱与表现技巧更臻完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表演体系，是当时的一种新兴艺术式样，在官绅富商和士子中备受欢迎，拥有广大的观众群。但当时的文人骚客，虽擅长诗词散文，对戏曲创作却多半不重视，不大肯涉足，即或有人涉足，也只会写，极少本人能演能唱的。这昆曲的剧本当时叫“传奇”，以一折又一折的形式铺叙故事，颇像今天一集又一集的电视剧，而它在观众中受追捧的程度也和上个世纪电视剧刚流行时相仿佛。因此阮大铖可以说是“慧眼识昆曲”，放下擅长八股文和诗词的官僚文人身段，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十多部戏曲“传奇”，在促进昆曲艺术成熟与发展的进程中，应该说是有所贡献的。当然，他之所以化费时力从事戏曲创作，着眼点在于想利用昆曲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不是在“为艺术而艺术”。不过阮大铖颇肯钻研，他熟悉昆曲的唱腔、角色的身段、表演的技巧，所以其写的剧本与一般文人像填词那样写出的剧本不一样。阮大铖同时代人文震彦说：“盖近来词家，徒骋才情，未谙声律，说情说梦，传鬼传神……几案尽具奇观，而一落喉吻间，按拍寻腔，了无是处。”而阮大铖的创作“一洗此习，独开生面……触声则和，语态则艳，鼓颊则诙，捃藻则华……入律则严，其中有灵，非其才莫能为之也”〔1〕。其言虽有吹捧，却也符合实情。阮大铖不但能写，而且是一个能导、能演、能唱的昆曲全才。他写出的剧本当然就会有更好的舞台效果。不仅如此，阮大铖编的剧本还相当讲究艺术的悬念，像“春灯谜”就安排了两个悬念来推进剧情，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所以阮大铖的剧本都被当年的戏班子争相上演，“倾动一时”。他也因此得以借力那个时代的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而成了公认的才子。
对阮大铖的评说，野史笔记通常认为，此人在政治上虽然是个坏蛋，但在文学艺术上却是大有才华的。这就把“小人”和“才子”看作是两不相干的了。其实阮大铖从来不是以戏曲家身份立身处世，而是以政客身份与世周旋的人物。他搞戏曲有其政治目的，搞政治投机和谋略权术也颇有出人意料的“才华”，能在作恶中显出与众不同的能耐，因此往往坏得出奇。只是咱们对“坏人”习惯于唾弃、不屑一顾，即所谓“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殊不知此人之所以坏而能够坏，都是有条件的，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性、时代、社会等问题，并不会比“好人”身上折射出来的少、浅、弱。所谓“小人多才”，指的无非是“小人”善于利用时势，利用社会条件，利用制度的缺陷等等，钻一切可钻的空子，以满足私欲而不顾其他一切，并不是说“小人”都会写美妙的诗词戏曲。阮大铖的朋友张岱曾说：“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2〕他认为阮大铖的病根是“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二
阮大铖，字集之，号园海，别号石巢居士，因有一脸络腮胡子，也被人称为阮髯、阮胡子，南直隶安庆府怀宁县人，所以又被人称为阮怀宁，或简称“怀宁”。他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按传统的算法应活了六十岁。他半辈子痛恨东林、复社，但早年却被人认为是个东林党人。他曾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和东林猛将魏大中是同年，按“郡望”而言还是东林主将左光斗的同乡。在他那个时代，师生、同年、同乡这些关系，彼此都是负有相应的道义之责的。阮大铖三十岁考中进士，被认为是个“早慧、早髯复早贵”的青年才俊。然而这位青年才俊却在三十八岁上即天启四年，悄然叛卖东林投靠阉党，还做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充当了幕后摇鹅毛扇的角色。
世上并无天生的坏蛋也没有天生的圣人，“君子”和“小人”都是后天形成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选择和演变的结果。只是人的有限的一生中，决定性的选择即所谓人生的“关口”次数很少机会不多。阮大铖变节时，明末党争激烈。到了天启四年，东林党的老对手齐、楚、浙三党，均已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其时魏忠贤已经控制了皇帝和宫廷，正要干预朝政。朝中的东林人士逐一遭到攻击，政治天平越来越向阉党倾斜，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关口上，阮大铖悄然叛变，其直接的动因是东林党人妨碍了他的仕途升迁。在皇权专制的政体中，官僚们追求仕途升迁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本来也算不上是罪恶，问题在于阮大铖为了自己升迁，竟去打压他人。而他的打压手段，又是假手阉党。原来，这些年来阮大铖一方面和东林人士声气相通，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和阉党人士勾勾搭搭，即他和魏忠贤管理的特务机关东厂的理刑官付继善、刑科给事中付魁交上了朋友，这两个姓付的又和魏忠贤的外甥付应星“通谱称兄弟”。这样阮大铖便有了一条暗通魏忠贤的门路。他为了自己升官而打压别人，就是通过三位付氏，再请魏忠贤假借皇帝谕旨的名义而实施的。除此以外，阮大铖还和阉党中的另一位才子冯铨交上了朋友。他俩的关系在后来的岁月中，对阮大铖来说也至关重要。有记载说，那时阮大铖去拜访阉党人物，按官场礼节先得“通名帖”，也就是把自己的名帖交给对方的守门人请求通报，等到对方请他登堂入室，接待交谈方能完毕。阮大铖告辞离开时，每次都悄悄塞给对方守门人一些银两，要求把自己递交的名帖收回才算，以防留下痕迹日后被人发觉。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径表明，阮大铖很清楚自己干的勾当见不得人，但他还是决心要这么干，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有这份野心，在预期可以到手的现实利益面前，他并不在乎什么节气和人品，而要的是“捞现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