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八部书外皆狗屁
作者：王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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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名师出高徒，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也是国学界第一流人物。
他们初识的场面很有些异样的趣味。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巧就巧在他与章太炎租住同一栋寓所，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某日夜间，黄侃内急，懒得去楼下厕所，捣出家伙就从窗口往外撒尿。章太炎正在书房用功，忽见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满是扑鼻的腥臊味，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冲上露台，仰头大骂。黄侃是贵介公子出身，年少气盛，岂是肯当场认错的主？他不甘示弱，也以国骂回敬。章太炎是骂人的祖师爷，本有“疯子”之称，这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八百个回合也难分高下。别人是不打不相识，他们是不骂不相交，翌日通名报姓，黄侃这才弄清楚状况，昨夜冒犯的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也不含糊，立刻道歉，纳头便拜章太炎为师。
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和“五大天王”的名目：“四大金刚”系指黄侃、钱玄同、汪东和吴承仕，“五大天王”系指前四人加上朱希祖。此外，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有“北李南黄”之说，北李指山西人李亮工，南黄指湖北人黄侃。章太炎在自述中则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举三人。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黄侃的名字都高居第一，称他为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应不为错。
黄侃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读书多神悟，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在治学方面，他主张“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全都一丝不苟。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古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黄侃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此外，章太炎先生曾经将黄侃和李详并举，认为两人均为最杰出的《文选》学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研究古典文论的风气。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黄侃生前曾对弟子刘博平说，他的诗文造诣只算“地八”（骨牌中第二大的牌），“天九”（骨牌中最大的牌）已被古人取去了。若论学问，他是决不会这么自谦的。
黄侃满肚子学识，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这可急坏了他的恩师。章太炎曾批评道：“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当即答应恩师：“年五十当著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上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下联是“黄绢初裁好著书”。上下联均用典故。“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读《易》，穷研义理，致使串结竹简的牛皮筋多次磨断，以此形容黄侃五十年来读书异常勤奋，颇为贴切；“黄绢初裁”源出曹娥碑后打哑谜似的评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帐下头号智者杨修的破解是：“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章太炎运用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兑现承诺，五十岁后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谁知此联暗藏玄机，其中嵌有“绝”、“命”、“黄”三字。据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所述，黄侃向来迷信谶语，接到这副寿联后，脸上骤然变色，内心“殊不怿”。果然是一联成谶，当年9月12日，黄侃因醉酒吐血，与世长辞。一代鸿儒，勉强仅得中寿，这无疑是学术界的极大损失。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黄侃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黄云鹄为官清廉，却是个好书好诗的痴子。他曾游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竟流连多日，耽误了正经差事。上司不以为然，动手参了他一本，执笔的幕僚颇为草率，也不讲明前因后果，即将这件事归纳为“流连金凤”四个字。朝廷见到奏折，不知“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妓女名。清朝悬有厉禁，官吏不许狎妓，黄云鹄差一点因此遭到严谴。黄侃十三岁失怙，但父亲身上的那份“痴”，他不仅继承了，而且还将它发扬为“癫”，光大为“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黄侃为寻出路，即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前往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接谈之后，张之洞赏识黄侃的才学，念及与故友黄云鹄的交谊，便顺水推舟，用官费资助这位小青年留学日本。
1906年，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他在《哀贫民》一文中，描述了家乡农民受尽盘剥压榨，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穷苦大众寄予深深的同情。他大胆地提出，必须革命，才能解除贫富不均的症结。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认为政治上的腐败势必导致国民道德的整体堕落。
1910年，黄侃回国，前往鄂皖边区，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他发动会员，演讲民族大义，听众多达千余人。他还走遍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穷乡僻壤，将革命道理直输给民众，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被人尊称为“黄十公子”。
1911年7月，黄侃针对当时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奋笔疾书，为《大江报》撰写了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署名“奇谈”。此文见报后，一纸风行，清廷震惧，《大江报》被查封，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而詹大悲是条汉子，他将罪名全部扛下，黄侃得以脱险。
清朝灭亡后，黄侃一度为直隶都督赵秉钧所强邀，出任秘书长。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遂以“研究学问”为名，入侍恩师。其时，“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刘师培在北京召聚学术界名流，挟迫众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才讲到一半，黄侃即瞋目而起，严词峻拒，说：“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即拂袖而退，到会的饱学之士也随之散尽。
黄侃素性狂傲，敝屣尊荣，从不趋炎附势。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困苦万端，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居正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一朝显达，黄侃便不再出入居正之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量守庐诘问黄侃，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回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关于他的传闻极多，以致于真假莫辨。他年轻时，拜访过张之洞和王闿运。王闿运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可喜的是，王闿运崇尚魏晋风度，对这句刺耳的话并未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