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书屋絮语

作者：邵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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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之球形”到世界“大同”，再到天下同此“凉热”，国人的想象力确实惊人，较之其他尤为特别。
　　明清两际，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和地理书籍的迻译、世界概念的导入，觉醒之士方知天外有天，此番认知之艰难，颇为戏剧化，哪怕误读百出，至今仍令人深思。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一开，英国坚船利炮裹挟商业与文化的侵略扑面而来，西洋之厉之狠，给老大自尊的中国留下巨创。由此，“体”、“用”之争似水流年，撕裂之痛，时刻悚然。
　　国人被逼睁眼看世界。晚清第一代士人历西、游东、履北，保存了相当多的史料，阅读它们，常使人心神伸张，久难平息。他们的遭遇及感触，不仅仅是强弱之差，更主要的是政体、商业、民主、交通相较之下的隐痛。曾纪泽在日记中全文抄写马建忠上李鸿章书，是为显例，这篇上书可以代表当时的一种识见，难能可贵。抛开猎奇之笔和不恰当的中西文化比附，
　　他们那代人的观感和认知，验之当下，依然是真知灼见。换句话来说，他们的言论影响至巨且深，我们却没来得及细心地检讨，可以相信，这笔历史的遗产肯定会散发其应有的光泽。从徐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维新变法，都经这种见识的推动，是对时艰世败的正常回应，更是列强强逼之结果。然“体”与“用”如何处理，一直反复纠缠，从“中源西学”到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面上看似乎合乎实情，根子里却是开倒车，反不如第一代放洋士人的见地。及至清政府之君主立宪，民国时期的议会制、联省自治，实际上都是虚应，徒有其表而已，这无疑留下了一笔糊涂账，到今天还没有得到清算，其后遗症远没有治愈。时至今日，我们还在漩涡式的文化怪圈中难以自拔。
　　洋务却唯洋是务，一个多世纪的执拗，难得融通，疗时济世，技术至上，西化得可以，其影响如影随形至今。然道德文化沦丧在前，贫富悬殊结构失衡在后，物质丰富掩盖了人心的躁动和社会的不安，诚信和公平尚远。文化几成操作，数量化、标准化式的流水作业，论述如同刻板，翻译仿如嚼蜡，再好的思想恐难深入民心，成为指导，实有辱斯文。
　　“洋为中用”是一种常态，“古为今用”却少有人提及。我们有富矿般的历史资源，本应掘取，似该破除“体”、“用”的禁锢，无论中西，前后打通，得“体”文明，受“用”清爽，煌煌上国何必局限，何愁和谐。青山依旧，几度时维，前面应是美丽的故事，确实得靠大智慧大视野来抒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