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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
作者：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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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九世纪中，鸦片战后，西学输入，部分开明人士作出积极回应。但此后二十年间，天朝上国闭塞依旧，西学在中国影响十分有限。庚申一役，危机加重，出于自强求富之需要，清政府发起“采西学”、“制洋器”的洋务运动，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也拉开了序幕。首先是洋务派与保守派之争，一派力持“中体西用”，一派严守“夷夏大防”。由此，洋、保两派展开了影响深远的三次论战：六十年代的“同文馆之争”，七十年代的“海防之议”和八十年代的“修筑铁路”与“派遣留学生之争”。两派虽争执激烈，但根本立场并无不同，皆是要维护中国之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维新派逐渐崛起，他们开“新学”，倡“新政”，突破“中体西用”模式，介绍西方政教制度，中国思想界始从洋务派与保守派双峰对峙向维新派、洋务派与保守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过渡，维新派同洋务派的直接交锋也肇端于此时。发生在1887年的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批评便是维新派与洋务派论争的典型个案。
1887年2月8日，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由香港《德臣西字报》刊登，全文三千八百八十五字，未分段落。曾文开宗明义，指出：“列国经营缔造，永骛战功，以期国祚之长存，此同然之势也。乃有时大展规为，不惜帑藏。”这种穷兵黩武、四处扩张的行径，到头来只会招致“坐而待亡”的下场，因为“古来富强之国，或一朝而灭，或寝衰而终至倾颓者，皆以此耳”。曾纪泽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反侵略的立场，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胆识。在那个备受欺凌的时代，敢于横眉冷对列强，不屈于淫威者，少之又少，曾堪算一位。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大开，庚申一役更是变本加厉，中法之战又不败而败，大清帝国一再丧权割地，致使中外人士都认为“中国有似年老者，奄奄待尽”。针对这种论调，曾纪泽提出了“中国先睡后醒论”，以图改变舆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曾看来，“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沉沉睡去的东方巨狮何时方能醒来？曾纪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迷梦，继而“庚申圆明园之火”更是焦及国人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今越南北圻地区）”，中国“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也就自庚申以后，“中国突然醒悟”，有识之士“深悟前失，改弦易辙”，先羞而后勇，学习西方，求强求富，至今日已粗具规模。“盖今正用其全力整顿海防，创立坚固实在得力之战舰也”。海疆稳固、水路军务推广开来之后，“以目前论，铁路等事，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在所应为，然尚可期诸异日也”。同时，外务邦交也会一一妥当处理，“今拟于十年重定之期，更张厘正，全国体也”。机器、矿业、铁路等行业，“中国皆有竟为之也”。基于此上种种依据，曾纪泽断定“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
既然中国已经醒来，那么就应当积极有所作为。权衡内外形势，曾纪泽认为“盖邦交一事，实系今日急务，不可缓图”，而“起造铁路以及别项富国之法”，可“姑置不为”。因为“国势既强，则筹度国是，肃整纪纲，始为有益”，而若要国势强盛，则先须从改善外交入手，“急外缓内说”实乃当今最佳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如下数事：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一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一重修合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近代以来，华侨在国外的处境日益艰难，“近日华民在外国屡遭酷虐，三四年来彼之为华民，设立酷律”，致使大批华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饱受冤屈，苦不堪言。曾纪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保护华侨，既“合乎万国公法”，“亦合乎以善待人之道”，无疑是正义之举。
曾纪泽认为，越南、朝鲜等地，本乃中国管辖之藩属，可是西方诸国每每“垂涎亚洲”，以致纠纷不断，边衅连连，“而中国已失外藩数国”。若仍等闲视之，袖手不顾，则中国不仅国际威望会一落千丈，而且等藩属诸邦被蚕食殆尽，中国也就陷入列强包围之中，自身安全失去保障。因此，曾纪泽郑重声明：中国政府已派钦差大臣赴各藩属加强统治，如果今后再发生某国侵蚀邦属土地或干预其内政的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不惜与之一战。曾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中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唇亡齿寒之严峻形势，殊为不易。
对于修改不平等条约之事，曾纪泽表现得格外坚定。在他看来，被他国击败的耻辱容易遗忘，而“败后另生之牵制及一切遗害则难忘”。中国“战后所立和约，未能平允，则其怨难消。盖所立之和约系中国勉强设立，中间有伤自主之体统”，所以不得不设法加以改订。况且，修订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咸丰六年间，欧洲诸大国与俄国订立和约，其中黑海一条，碍俄之体统，随于同治十年在伦敦商酌废去。中国亦必如是”。曾纪泽认为中国应当拟于第三次十年换约之期，将不利于自身权益的相关条约悉数废止，以绝后患，并且强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应竭力为之，毕竟“此次决当力任其难，以免将来或任更难之事”。
《中国先睡后醒论》刊发后不久，何启、胡礼垣二人便于是年夏天撰写《曾论书后》一文，与之辩驳。何、胡认为，曾文“于中外交涉事体，昭然若揭，洞中机宜”，可见曾纪泽对西学还是颇有研究的。然而，“独惜其言于本末先后，未免混淆，效验工夫，漫无次序”。立意甚高，但不易于实施；初衷虽美，却恐难获善果。当然，作为官方代言人，曾纪泽所言所论不免“是权奇之说，而非作探源之论”，或许存在言不由衷的隐情。但曾毕竟是外交使臣，且其文刊登于西方世界，流布甚广，若不及早加以驳斥，纠错正缪，恐怕文中的一些言论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正出于此意，何、胡二人强调：“侯之此论要不可以不辩。”遂对其“中国先睡后醒论”和“急外缓内说”分别加以驳斥，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变革方案。
何、胡指出，曾纪泽文中所提到的军事、海防、铁路、邦交诸事，大多皆“中国未有是事，而侯则谓其先有此心；谓其先有此心，即信其必有此事”。此种志向诚足嘉赏，“然使中国实有此心，而黾勉以赴，果能如愿以相偿乎？”曾纪泽谈到的很多都是目前尚未发生或清廷正欲实施的事情，即好像预言一个正在睡觉的人醒后会干什么、怎样做一样，这些都是十分抽象、难以把握的。即使醒后，“且使勉力枝梧，薄著成效，而中国之心即可谓之虚灵不昧，中国之事即可谓之湛然常惺乎？吾不谓其然也”。因此，强国之梦易做，但强国之路却终究难走。
确定了曾纪泽所言是一个美梦后，何、胡的批驳又进一步。中国独立富强是每位国人都期盼之事，“此等事虽甚所乐闻”，但并不是每每必能心想事成的，“然非徒日愿之即可得之也”，正确的途径在于努力奋斗，况且“又非徒日为之即可得之也”，必须“道在为之而当”。视今日中国之情形，并非曾纪泽描绘得那样美好，若是沉溺于此种假象，无疑将是“睡中之梦，梦中之梦也”，危害将会更大，甚至一睡不醒。
曾纪泽明明说中国早已奋发有为了，但在何、胡眼中，这远远不够。曾侯所说的“此等奋发举行者”，实际上“如酣睡之人，或被魇梦里张拳，或托大而梦中伸脚耳。以其全无心肝，绝欠依据故也”。这种努力（特指洋务运动），既不系统，也欠科学的经营管理，其成效也只能“有懵然酣睡而在榻侧者，中国可乘其无知而中伤之；有惺然无端而来枕伴者，中国可出其不意而偶挫之，如斯而已矣”。中国所谓“醒”时的水平，也只配偷袭酣睡者，偶尔打击将睡者或未醒者，捏个软柿子罢了，以其“奋嗡瞢之横力，发冒昧之狂威，一旦触及坚贞重大之质，银衡铁室之防，其实反自倾伤不止也”。所以，中国还远非西方列强的对手，何、胡“深觉可危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