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得来全要费功夫
作者：霍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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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5月1日，距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仅剩一百二十天，距1840年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已经接近一年十个月，道光皇帝从派去征讨“逆夷”的扬威将军奕经的奏折中得知可以审讯战俘后，发下谕旨一道：“著奕经等详细询以咭唎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咭唎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孟咖唎，大、小吕宋，双英（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号？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动伪兵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1〕
5月15日，道光帝又令台湾总兵达洪阿向英俘讯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咭唎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2〕
仗已经打了近一年十个月，再有不到四个月就行将结束了，而天朝的尊君尚对其敌手不明底细。这些地理常识，对于今天的普通中学生来说也是耳熟能详的，然而在一百六十多年前，贵为天朝之君的道光帝却全然不知。不惟如此，就连在广东第一线负责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对于英国的认识也存在着明显之偏误。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上奏的附片中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3〕讲求经世致用的林则徐竟然没有认真考究真情，而听信无稽之传言。
这是战争！是天朝的君臣完全忘记了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规训，还是有着足够的自信可以如此蔑视自己的对手，视之若无物？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清朝君臣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无知以及对于世界形势的漠然与迟钝。
此时距离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已经过去了三百二十年，距离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1581年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已经过去了二百六十一年，距离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74年绘制《坤舆全图》并上呈康熙帝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八年。但是，道光帝比其高祖康熙帝的地理知识反而倒退了。早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就曾谕大学士九卿等：“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4〕可是其子孙只是承继了康熙帝留下的王朝，并没有继承康熙帝对于外部世界所拥有的相对开放的态度，对其警告与担忧亦不曾引起共鸣与注意。
清王朝依旧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是天朝君臣已经习惯而没有想过要去改变的世界，他们仍然留恋与怀念着过去的荣光，对于外部世界一再的敲门叩关反应迟钝。但是世界变了，已经变得远远超出了天朝君臣的想像，以致在不得不面对的时候显得那么慌乱而无所措手足，在西方侵略者的眼里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天朝的君臣并不清楚自己这一遭遇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命运，而在远隔重洋之外的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却是洞若观火。在鸦片战争结束不到六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中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敌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资产阶级对于世界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是整体性的、世界性的，使得原来相互独立的各个民族、地区开始互相联系，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使得整个世界的历史真正开始成为世界史。
在这种情势之下，除了走向世界、了解世界、探求新知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但是，清王朝并没有从鸦片战争的打击中尽快地明白这一点，仍在试图像往常一样将世界纳入自己的天朝体系之中，而不是主动进入世界体系。整个清王朝只有林则徐、魏源、徐继畬、梁廷枬等少数几个人震惊了、清醒了，开始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他们广泛搜集有关海外的资料，加以整理、排比，编辑，撰写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清王朝也由此而错失了一次开始探求世界知识的契机。而这些著作，尤其是《海国图志》却在一海之隔的日本被一再翻刻，成为了明治维新思想家借镜的“他山之石”。
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虽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到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已经取得了对于东方知识的广泛了解。姚莹曾说：“咭唎、法兰西、美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6〕然而，清王朝并没有将这些国家视为对等的敌国，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中最早同清王朝签订条约的俄罗斯亦是如此。虽然中俄双方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但是清王朝仍待之以朝贡之外藩，对俄罗斯的外交活动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的。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阅看了俄罗斯的文书之后，曾谕大学士说：“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7〕康熙帝虽然对此种关系的后果有所担忧，但是并没有加以改变。
清王朝第一次主动派遣外交人员赴欧洲始于康熙年间的图理琛出使土尔扈特途经俄罗斯。图理琛（1667～1740），满洲正黄旗人，姓阿颜觉罗氏，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以内阁侍读身份奉使出使土尔扈特，随同出使者还有侍读学士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使团于五月二十日从京师出发，经蒙古，于七月到达俄罗斯境内的楚库柏兴（色愣格斯克）。由于假道俄罗斯，须在此等待沙皇的允许，使团于次年正月始继续前行，经喀山，顺伏尔加河而下，经萨拉托夫，于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在马奴托海与阿玉奇相见。使团于六月十四日启程回国，在此停留十四日，其间于六月初二日、初十日两次被蒙接见，于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此行往返近三年，行程二万余里。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图理琛撰写此行经历的《异域录》刊刻，首冠舆图，次为行记。图理琛此行并非直接出使俄罗斯，但大部分时间和行程都在俄罗斯境内，而且同俄罗斯官员进行了接触，得到了接待，并有彼得大帝回话问候。更重要的是，图理琛遵照康熙帝的嘱托对俄罗斯进行了考察，对沿途之道里、山川、民风、物产以及所过之处应对礼仪一一记载。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对俄罗斯进行的实地考察，对于了解俄罗斯的地理、社会、政治、风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行前康熙帝曾谕令使团在同俄罗斯官员相见时，在礼仪上，可依据俄罗斯之礼节，这种变通的态度同后来嘉庆帝接见英国阿美士德使团时在礼节上的坚持与固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主动了解外部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