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书生琴剑怅飘零
作者：伍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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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4月，围剿太平军获胜的清军在江苏缴获了一封署名“黄畹”的上太平军将领刘肇均秉帖。这封作于该年2月2日的信显然出自一位有见识的文人之手，对太平军在业已攻占了南京和苏州后的战略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其焦点是劝阻太平军进攻上海。信中认为，进攻上海必然招致西方国家干预，而英法等国事实上只对贸易感兴趣，无意卷入中国的内乱，因此应该首先对西方国家的势力持和平态度，避免与之冲突，“缓以困之”。信的作者进一步建议说，眼下应集中力量对付已于1861年攻陷安庆的曾国藩湘军，争取夺取镇江，光复安庆，控制长江流域，与清政府形成“划江之势”。这封信的作者声称自己“急于报效”。尽管信是准备最终上呈李秀成的，但太平军实际并未按此信的意见行事，而是从1860年开始就在李秀成的率领下攻击上海，并在1862年发动第二轮攻击，但最终受挫。“黄畹”的建议确是有见地的。
缴获此信的清军从笔迹、名字——沪语黄、王无分——等推断，信的作者是当时上海的一位江苏籍文人，曾在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里任中文编辑，现避居乡里的王韬（1823～1897）并开始通缉他。王韬闻讯后即于1862年5月返回上海，受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 Medhurst），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保护，并于同年10月赴香港。此后，王韬协助另一名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四书五经”，并于1867年应邀以文化名流的身份访问欧洲，逗留两年多，并以中文在牛津大学演说，成为中国最早直接了解西方世界的人之一，他的旅欧经历比之郭嵩焘早了七年。1874年，王韬与人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之一——1872年创办于上海的《申报》，也是美国商人创刊，而由中国编辑执掌编务，而《申报》老板美查（Earnest Major）甚至专门派遣第三任主笔钱昕伯到香港向王韬学习办报。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成为晚清倡导西学、呼吁改革乃至革命的先声。
王韬的主要思想文化成就，是在流亡香港后取得的，但他流亡以前在上海的生活似乎更有趣味，对他的一生也至为重要。1848年，王韬乡试落第后从苏州甫里镇来到上海看望父亲，并定居下来。第二年秋天，他应结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邀进入“墨海书馆”任职中文编辑直到1861年回乡。
王韬对开埠初年的上海景况的描述，今天已成为研究上海城市史的一段经典：“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1〕 据日记看来，王韬的上海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时文人雅士的模式。他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包括数学家李善兰等人都有交游，他们聚会的形式通常是游园、作诗联句、猜灯谜、作对联、饮酒品茗、访艳青楼。1858年11月内，王韬和朋友就两次光顾青楼，在访问南京时，他又与秦淮河的青楼女子谈《石头记》。同时，因为上海的开埠，西学的传播，王韬等人的眼界和知识结构与前代人相比都发生了变化。在王韬读的书中，不仅有《红楼梦补》、《水浒》、《易经》，也读报纸，读《圣经》、《数学启蒙》和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翻译的《几何原本》，对新知识，他的内心是完全开放的。他了解了西洋种牛痘的方法，并在1859年西历元旦的当天去向友人贺岁。正是这种处于中西之间的特殊状态，使得王韬的内心在本能地进行中西对比的同时不乏矛盾之处。他在日记中承认，西人于“学有实际……察地理，辩动植，治水利，讲医学”，并愿意把来自西方的有识之士尊为“西儒”，但同时，他又认为西人工于心计，说“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待我华民甚薄，佣其家者，驾驭如犬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
中国的对外交往情况，在王韬看来并不乐观，首先是懂得外文的人极少，在懂得外文充当翻译即当时所谓的“通事”的人中，又多是一些类似无赖的人，“于其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中外隔阂的结果是，通商十余年来，中国仍然不清楚西方的情况，不能拿出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西方的多方面渗透和挑战。在王韬发出上述感叹两年后的1861年，清廷才终于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级别并不高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附设的培养翻译外事人才的同文馆。乡试落第的王韬，在初步的中西对比后，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科举制度，指出其“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
胡适在评述中国新文学的时候，提到王韬在帮助传教士译书上是一个“重要的先锋” ，但直称其为“太平天国的文人王韬”〔2〕。王韬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一直是后世学人讨论的一个重点。专研太平天国史的历史学家罗尔纲也断定“黄畹”就是王韬，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Cohen）的《传统和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也采此说。1861年，王韬曾与一批外国传教士去南京游玩，其间的确结识过一批太平天国官员。但据此把王韬算作太平天国幕僚，又似乎显得有点牵强——假如他真是一名幕僚，又何必用假名上书呢。而胡绳则把王韬既上书太平天国又上书曾国藩，指为“投机分子” 的行为，也未见得公平〔3〕。
王韬日记中，多次出现对太平军活动的描述，其厌恶和反感显而易见。他对太平军的称呼，非贼即寇，其间多次历数太平军“淫掠屠戮”的“亘古未闻”的罪行。他描述说：“凡小孩自二岁以上者悉歼之，壮者多裹胁而去，港中尸骸残形断手足者，蔽流而下，水为之赭。”〔4〕
可以想象，对一个旅居上海，耳濡目染西学的传统文士来说，太平天国的理想和实践本身恐怕都不会有太大吸引力。王韬曾对太平军在松江县的杀戮气愤得“拍案狂叫”，他坚决主张巩固地方团练以镇压太平军。
另一方面，在日记和其他文字中的王韬，的确具有所有传统文人都有的那种社会责任感，那种抱负，那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舍我其谁”的豪情。在传统社会中，政治责任感得到发挥的唯一途径就是考试做官，而现实的尴尬是，科举的激烈竞争性使得大量有抱负的青年被排斥在正统体制外，科举考试内容的僵化也越来越引起了真正有个性的文人的厌弃。不论今天的一些学者如何试图为科举制度翻案，都不可改变一个事实——科举的目的和性质不是普及大众教育，而仅仅是封建国家人事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朝廷更好地宰治民众的成功。晚年王韬如此回忆，“自少性情旷逸，不乐士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不中绳墨”。旷逸的文人，自古少有能玩转官场的，王韬当然不例外。好在当时的上海还能为他这样低分高能的才子在洋人手下找到一个饭碗。
切莫以为王韬在上海一间外资出版公司工作，就如今日之白领一样开心，他的心中，始终充满一种苦闷和挫败感。寄寓于西人传教士庇护之下，对一个晚清中国文人来说，不会是理想的终极，更何况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也始终不能真正走进王韬的内心，不论他和传教士个人建立起多好的私谊；国家的内忧外患，使得他的内心更加忧愤，苦于无力回天。因此，寓居上海时期的王韬不断地在日记中感叹自己一事无成，年仅三十岁，就慨叹“精神渐耗，志气渐颓，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他有时很旷达，说“人生脆弱，一至于此，又何必争竞”，说“求名之心，久如死灰，不可复燃”，有时又说“尚未能忘者，名耳”。他分明地感到，自己的功名心既无法消弭，又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一个仅有秀才头衔而又不乐仕进的人，如何建立功名？因此，他不时地在日记中流露出归隐还乡的念头，当个自给自足的小地主乡绅，冬日饮酒御寒，“夏日则闭门不出，临池自乐，亦可终老是乡矣”。但他这样做的前提却是，“安得有人馈予千金，俾可遂归耕之愿”，就是说，想当陶渊明，得先弄上一笔钱。诚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言：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