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忍辱负重青山留
作者：车玉铸
字体： 【大 中 小】
一
公元1891年的一天，在湖南湘阴，有一位七旬老人，面对着镜中暮雪容颜，不禁油然而生怆然，在无限悲凉的心境中，他赋诗写道：
流转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这个悲伤的老人便是1879年卸任英法公使回国后，连京城也不敢进就黯然回到湖南老家的大清帝国正二品大员郭嵩焘。技术上而言，归国的他仍然是钦差使臣的官衔，但自巡抚以下的官员都对他异常傲慢，甚至恨不能以卖国贼子视之。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1818年生于长沙府属湘阴县。他自幼从父受读，十一岁入湘阴县仰高书院读书，十八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交往甚密。1837年，他中举人。此后十余年以教馆为生，直到1847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在郭嵩焘考中进士的时候，中国已经因着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开始了艰辛而屈辱的近代化进程，少数清醒的中国人开始了对是次战争失败的反省，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认识。1841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1844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刊行，但这些书刊在当时的影响力应该是相当有限的。直至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以梁启超这样的博学敏感之人，居然也到半个世纪后才知晓这些书籍的存在，可见这类书籍在当时影响力之小。
在中国历史上，被外族侵略从来不乏敌强我弱的情形存在，但中国始终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因此匈奴也好突厥也好，最终仍不得伤我中华分毫的概念于中国人的心底深处植根，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乃至后来更长的一个时间。此时，我们甚至都不能说这是一群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中国人，最大的可能是这次战争的失败根本就不曾在当时国人的身上留下明显伤痕。林则徐面对这种情形，也不禁慨叹“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虽然郭嵩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也曾入幕于浙江学政罗文俊，并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1〕但究其根本，此时的举人郭嵩焘可能更像是一名激情荡漾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受的只是想像中的投笔从戎的豪情，对于“沧海奔鲸”的巨变形势并没有什么深刻认识。
二
命运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予郭嵩焘的是一个坦进仕途的机会。他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完全符合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培育人才的程式。而且，似乎是适逢其时般的，改变了整整一代湖南人命运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曾国藩曾经如是评论郭嵩焘“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在这场平定“发捻之乱”的内战中，郭嵩焘却表现得十分出色。他始而推动了回乡办团练的曾国藩雄心勃发，然后又促成了避居山中的左宗棠出来与曾国藩联手，这就直接奠定了湘军架构的形成他甚至还统兵作战，筹建水师，推行“厘捐”、“盐捐”、“劝捐”，被誉为“湘军财神”，湘军集团的许多文件、布告也同样出于郭嵩焘的妙笔。
郭嵩焘在这场内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终于引起了当时清政府的重视，被召入朝任职。
北入京师之后，郭嵩焘先后出任天津海防、山东海防，此间又办理过江苏事务，1863年郭嵩焘来到天朝的最南端、近代中国多事之地广东，署理广东巡抚一职。
由于郭嵩焘拙于行政管理的缺点，导致其在广东政绩平平，而且这个“著述之才”在性格上又很有几分桀骜不驯之处，当年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时就曾经因为与僧王抬杠而受到降级三等的处分，在广东与总督不合倒也是意料中事，但他同时却遭到儿女亲家左宗棠的再三弹劾，终于被朝廷以虚衔打发回乡。
郭嵩焘的好友“曾、左、彭、胡”这四位“中兴名臣”，此时已尽皆官居一品，和他们相比，“赋闲三品”的郭嵩焘在仕途上不能说是很得志，但他作为曾经一方的封疆大吏，仍然受到世人的足够尊重。
尽管郭嵩焘在广东的政绩乏善可陈，但他在这个洋务繁剧的省份的任职经历，也使得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进一步，在思想上开始了对于夷夏之辨的沉思，从而也埋下了日后他被时人唾骂的种子。
三
蛰居八年之后，朝廷重召郭嵩焘入京，不久就被委以“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专一办理马嘉理案赴英道歉之事。消息传开，不只谩骂之声遽起，当时还有人集句为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他的湖南故乡，竟至于有人出于“义愤”要毁坏他的老宅，他的朋友也多劝说他辞谢使命，但在平定“发捻之乱”期间与抚粤任内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本身思想上固有的一些超前性思维，使郭嵩焘认定“意以为时难方艰，无忍坐视之理”，因为时局维艰之时，正是士人报效国家之时，而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更是方今要义。其实，早在1859年他就给咸丰皇帝上书：“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2〕而且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来都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崇高理想境界。在这种理想境界的策动下，郭嵩焘毅然接受了使命，即便这时保荐他的文祥已经去世，总署大臣沈桂芬等“不免上下抵牾，必挤去之而后已”，郭嵩焘仍然抱着“通察洋情”目的，怀着深入探究西学与西方制度人心的愿望，置世人白眼非难于不顾，以将近六旬之病躯踏上了七万里的慷慨之行。
1876年12月1日，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于当晚12点准时自上海虹口码头起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就此开始。
实际上，郭嵩焘此行原定乘坐法国轮船出洋，此次乘英轮出行，已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使团翻译马格里爵士在其日记中写到：之所以坚持要求使团搭乘英国轮船，乃是因为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各港口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可以使得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见到的都只是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也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
由此可以看出，煌煌上国的理念其实也算不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专利，但与当时这位马格里爵士的“帝国即世界”的情结相比，我们的自豪感与现实的距离似乎更为虚幻，甚至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
郭嵩焘在出国以前，已经有了“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的认识，但在开初刚到英国一个月的时候，他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3〕可经过近一年的考察，他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4〕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
郭嵩焘作为一名精通传统文化、熟谙中国旧政治，明了“洋务”内情的资深中国学者与政府公使，他比之早前亲历欧美并留有著述的许多人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以对西方政教人心进行系统考察与比较研究。
早在1875年，出洋之前的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就对总理衙门把“船坚炮利”当作富国强兵的要务进行了批驳，主张“循行西洋政教”。他比较了西洋与中国的不同情形，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这个“本末之论”，究其实质，说明郭嵩焘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了“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对于“洋务派”所主张的仿效西洋器物文明他不以为意，主张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在制度文明的层面上仿效西方。这种主张已经相当接近于后来“戊戌变法”的内容，此处，郭嵩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维新先驱。但两年的使西历程中的所见所闻，让郭嵩焘更进一步上升到“心性”层面并结合器物文明与制度文明这两个要素，开始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多层次思考。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