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开拓者的心灵旅程
作者：李建军
字体： 【大 中 小】
《西学东渐记》是容闳（字达萌，号纯甫）1909年在美国写成并出版的一部自传，原文是英文，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徐凤石和恽铁樵把它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有各种译名的版本出现。
容闳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由于容闳一生的追求和主要成就即促成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所以容闳又有“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西学东渐记》一书主要反映的就是容闳一生的这个追求和事业，全书充满了他对留学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洋溢着他对中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无限热情。
一
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彼得罗岛（Pedro Island）的南屏镇（今属珠海市）。该镇与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毗邻，澳门又是西方传教士最早涉足和聚集的地区之一，因而得风气之先。1835年，刚刚七岁的容闳随父亲到了澳门，进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夫人在这里办的一家教会学校。从而，按照容闳的说法，“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1841年，容闳又进了澳门的另一家教会学校——马礼逊学校（该校1842年迁往香港）学习。马礼逊学校的宗旨是“以学校或其他方式在中国推行英国教育”，由于美国教育多沿袭英国的教育模式，这为容闳留学美国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1846年下半年，机会来了，他的老师布朗突然宣布回国，并表示出于对这所学校的厚爱，希望能带几个他过去的学生一同回国，使他们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容闳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意跟他去。随后，容闳说服了母亲，终于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1847年1月4日，容闳所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起航，4月12日到达纽约。在友人的帮助下，容闳进了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大学的预科，容闳在那里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
1850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他以“有史以来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中国学生”完成学业，并获得了当时“相当于中国的秀才”的文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的这段时间，尤其是最后一年，是容闳确定自己志向的阶段。他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一个没有教养的、冷漠无情的人，对于人类的苦痛和邪恶是绝对无动于衷的。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当然快乐也就越少；知道得愈少，痛苦愈少，而快乐也就愈多。但是，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微的，感情是懦弱的，不足以被称为品德高尚的人。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虽然所学可能不如理想的那样完备和系统化，但总算够得上正规标准和大学文科的水平。因此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在1854年到1872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不顾命运的坎坷多变，一直为圆满地达到这个目的而辛勤地劳动着，期待着。”
1854年11月13日，容闳怀着对阔别七年多的祖国的无限热爱，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的“对我来说毕生最有意义最热衷的一件大事即将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近十年的祖国。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
二
经过一百五十四天一万三千海里的航行，已经不怎么会说母语的容闳终于于1855年的4月16日回到香港。随后回家探望母亲，他对母亲说的一段话非常能反映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母亲问容闳受到如此高等的教育能挣多少钱时，容闳对她说，对于我来说，大学教育的价值远超过金钱，而我自信我是能挣很多钱的——“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则重于财富”。
接下来的十年是容闳考察中国国情并为实现他的留学计划的准备阶段。1855年6月至8月，在他的家乡，容闳看到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两广总督叶名琛因太平天国起义而迁怒于人民，大开杀戒，屠杀了七万五千无辜的人民。容闳评论说：“这次大屠杀在现代文明的记载中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嗜杀成性的暴君如凯里古拉（Caligula）及尼罗（Nero），甚至法国大革命，也不免为之黯然失色。”容闳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道：“从刑场回家后，我感到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心胸烦闷，食欲全无，神经紧张，夜不能寐。白天所见景象，激起了我的思绪。我当时想，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满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可是冷静地思索一番，我还是退回到我的原有计划。”
在做了一段时间伯驾（Peter Parker）的秘书之后，容闳放弃了这个在他看来对他的理想与计划毫无益处的悠闲职务而另觅他途。1856年8月，容闳来到上海，但他不愿在总税务司李泰国（Lay）的手下从事待遇优厚但有损中国人人格的工作。对于朋友的不解，容闳是这样说的：“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但是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这样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看我究竟能干什么，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国家的人。”
在当时的中国，随时随地都有刺激有血性的中国人的事件发生。在回敬了一个英国人的无理取闹之后，容闳说道：“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
1859年，由于生意的关系，容闳来到了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军队对峙的地区，并因而“得到一个考察民间实际情况的机会”。经过战争，本来人口极其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变得人烟稀少，“双方军队的劫掠后，那些地区的人民所受灾难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他说：“应该给中国人民一个拯救自身、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近年来，轮船、战争和种种条约不但破坏了这个劳动体系，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劳工情况，而且还要使中华帝国在未来的历史上改变其经济、实业和政治状态。”
次年11月，容闳又与两位传教士一起，考察了太平天国，了解太平军的军纪与信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旧相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和干王洪仁玕。有趣的是，1856年在香港时，他与洪仁玕就表示过有朝一日能在南京再相见。对于洪仁玕想要他参与其事、共举大业的邀请，容闳表示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还是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一、组织一个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二、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三、设立一所海军学校；四、组织文官政府，由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五、建设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六、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七、建立一套工业学校系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