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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洋杂记应逢时
作者：宗义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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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生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他出生后的第三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青少年时代正逢太平天国运动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时代的动荡使黎庶昌这个出生偏僻贵州的读书人的命运变得变幻莫测并富有戏剧性。
黎庶昌所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经世致用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出生于小官僚家庭，父亲早逝，生活艰难，但他自幼便勤奋好学，深受亲友喜爱。在《答李勉林观察书》中他这样写道：“庶昌方十七八岁时，读古人之书，即思慕古人之为，思以瑰玮奇特之行，震乎一世。”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留意观察社会、考核时务，追求修身、治国之道，对匡时济世的文章情有独钟。
太平天国运动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贵州废省试、府州先科、岁考有近十年，一些冀图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利禄的读书人断了前途，在这种背景下，黎庶昌决定去顺天乡试。就在进京的前一年，英法联军焚烧了圆明园，慈禧太后转而垂帘听政。连续两次，黎庶昌的“八股文”没有对上考官的胃口，名落孙山，被迫滞留京畿。同治元年，清统治者鉴于天灾人祸的不断出现，想出了一个消灾弥变的办法：下诏求言。诏书下了一个多月，“中外大小臣工”没有一个献只言片语。穷困潦倒的黎庶昌审时度势，上“万言书”，向朝廷提出了“振元气，求贤才”等项主张，在这一朝廷虚应故事、掩人耳目的策举中，黎庶昌颇富戏剧性的绝处逢生，被恩加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从此黎庶昌走上了他的幕僚及宦海生涯，成了“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光绪二年，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檄调黎庶昌充三等参赞。
自光绪二年至七年，黎庶昌在欧洲前后居住了五年时间，主要担任英、法、德、西班牙等国的外交官，并游历了欧洲其他国家。他把这段时间的见闻写成《西洋杂志》一书，副题为“光绪初年在西班牙英法等国所见之风土民俗”，该书内容丰富，所涉及内容遍及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黎庶昌在英期间，有两件事可以体现他是一个合格的外交官。第一件是喀什葛尔事件，这事发生于同治六年，浩罕酋长阿古柏从中亚入侵我国南疆，自称王，在英国扶持下，依附土耳其建立了所谓喀什葛尔王国。是打是和，朝廷中李鸿章、左宗棠意见相左。光绪二年，左宗棠出兵与阿古柏作战，阿古柏派使者去伦敦求援，英国外交大臣出面调停，提出三个条件，促中国与所谓喀什葛尔王国“议和”，使阿古柏政权合法化，成为英的保护国，只是在名义上向中国皇帝称臣。英外交大臣特向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递送照会，要求将所提条件转奏朝廷。黎庶昌向郭分析新疆的形势，认为“喀什葛尔业已破坏，万无久存之理”（《西洋杂志·郭少宗伯论喀什葛尔事》），极力请求郭嵩焘不上这两个奏折。就在这年十二月，阿古柏势力被彻底消灭，南疆光复，黎庶昌此时已调任驻德参赞，在柏林听到捷音，他兴奋地赋诗一首：“轻车度幕不惊尘，矫矫将军号绝伦。回准降幡齐入汉，图书旧版复收秦。雪消葱岭鸿难度，草长蒲梢马易驯。索地陈兵君莫让，乌孙西去付行人。”这件事显示了黎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敏感性，也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另一件是在古巴任领事时，他履行一个外交官的职责，竭力保护本国侨民，几经周折，为华人争取了出入自由的权利。后来在日本做外交使节时，他有效阻止了日本对朝鲜的入侵。这些都说明黎庶昌是一个清醒的懂得维护国家利益、善于处理外交事件的爱国人士。
西洋各国以富强相竞，内施诈力，外假公法，与共维持，颇有春秋战国遗风。黎庶昌逐渐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后，想到国内的局势，内心忧心忡忡，在《上沈相国书》中进言，“朝廷处此时势，宜常有鞭挞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因此须交际一二大国邦，结为亲密关系，内修战备以御外辱，扩充商贾以利财源。如果仍然自大，不思通变，恐怕被列强蚕食的灾难还会再次发生。
当时国内洋务运动始兴起，朝臣显要还以“匈奴、回纥”看待西洋诸国，黎庶昌忧国愤时，极为详细地向国人介绍西洋各国的政体。他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介绍英、德、西班牙等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其“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与李勉林观察书》）。国家主要政事由议院决定，国主签押而行。黎庶昌认为，这种“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与莫芷升书》），这一类比说明他对这种制度极为欣赏，且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朋党之祸，但西洋的朋党却截然不同，他详细论述：“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日国更换宰相》）同一文记述了西班牙“保党”与“公党”之间的斗争，结果“保党”首相下台，一夜之间，各部院大臣全部更换，并未因此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法国为共和制，总统由民众选举，议院的权力比西班牙的更大。议院中君、民两党争执激烈，身为君党的总统马克蒙由于得不到民党支持，被迫辞职，像这类更换国家元首的大事，竟然是“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伯理玺天德辞位》）。更让黎庶昌开眼界的是瑞士的政体，瑞士不设总统，由民众选举议员，上下两院共一百三十多人，“办事则推七人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决，定例每岁一易”。黎庶昌评议说：“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西洋之人无不以乐土目之”（《西洋游记第二》）。对欧洲的民主体制，黎庶昌的欣赏体现在字里行间，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不会公然反对专制体制，只能隐约表达他的意向，如在《答曾侯书》中他就暗示说中国君主独揽一切大权，不肯让朝臣分担其责任，应该把权力放给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
中国皇帝对反对派向来是格杀勿论，以致株连九族的，而黎庶昌在欧洲见到的却不是这样。在《俄皇遇刺》一文中，俄国皇帝阿赖克桑得尔第二（今译亚历山大二世）因“横征无度，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引起很大得民愤，在１８８１年遇刺身亡。行刺的主使者叫“平会”，音译“索息阿利司脱”（即今社会主义者），刺杀者被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三年前刺杀德国开色“行刺者就获后，刑司讯之，以‘为民除害’为词，迄无他语，刑司亦不株连”（《开色遇刺》）。文中介绍了“平会”的政治主张，还说“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文章描述了欧洲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处理方法，确实要比中国政府文明得多，而作者的叙述客观，毫无贬词。
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出现，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而造就的强大的物质文明，既可使船坚炮利，又能为百姓生活造福，黎庶昌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访问了许多工厂和农场，详细记述机器的形貌和生产过程。在英国两次参观乌里治制炮厂，先后观看试演鱼雷和试放大炮，记录每种大炮的口径、工艺，包括制炮筒、车来复线、铸炮弹的过程，对操作技术和产品加工情况记录清楚准确。阿姆司汤制炮厂，葛美尔制钢铁厂的造船业，这些军工企业，都是黎庶昌首要关心之事。
黎庶昌不仅关心国计，还关心民生。他参观了印书局、织呢厂、瓷器厂、造纸厂和农务学堂等。印书局用铅字排版，几十张印机同时印刷，这使只见过木版印刷的黎庶昌大开眼界；用机器制呢的生产过程有如中国的纺织棉布，不同的是“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布生织呢厂》）。法国赛勿尔瓷器局的瓷器“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国者，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佳也”（《赛勿尔瓷器局》）。对巴黎大街上安装的电气灯（弧光灯）不仅描述其发光原理，还介绍了早期发电机的形状及构造。黎庶昌还介绍了西班牙的一所农务学堂的榨葡萄汁的机器、割草机、玉米脱粒机，对每种机器的功能、原理详细记录。其他如炼钢法、玻璃制造法、造纸法，也都不厌其详地予以记录。在《与莫芷生书》中他说：“计彼所以夸示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一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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