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人类文明在危机中的更生
作者：蔡禹僧
字体： 【大 中 小】
（一）
耶稣将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百姓跟随着他，其中有些妇女痛哭不止，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人将上帝之子钉上十字架，他们得意地对耶稣戏弄且凌辱——你不是能在三日内建起被拆毁的圣殿吗？呼唤你的神来救你吧，却并不知道这恰恰昭示着自己的灾祸。耶稣悲伤地看着人群，他对耶路撒冷女子的劝告并没有多少人能够领悟。为什么“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呢？
二十世纪是人类制造死亡的世纪。在三十三个国家十五亿人卷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达三千余万，其中死亡一千余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六十一个国家，卷入战争的人口十七亿，参战国军民伤亡人数达九千万，其中中国伤亡三千五百万（其中死亡二千一百万），苏联伤亡两千七百万（军人死亡八百六十六点八四万），德军伤亡一千一百七十万（军人死亡四百四十二点二万），波兰死亡六百万（平民死亡五百四十万），日军伤亡二百一十六万（死亡一百八十万），英军伤亡一百三十万（死亡五十万），美军伤亡一百一十一万（死亡四十点七三万），意大利死亡五十七万（军人死亡三十八点九万），法国死亡五十八万（抵抗力量死亡二十一万）；欧洲犹太人被害六百万。
谁是胜利者？美国人、苏联人还是中国人？当人们走向街头欢呼战胜法西斯的时候，静夜里母亲们凝视着自己儿子的照片，他们永远告别了世界，胜利能补偿失去儿子的痛苦吗！谁是敌人？德国人、日本人还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他们母亲的眼里永远是儿子，不是敌人。“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妇女们悲伤地说：上帝，如果让我看见我的儿子，我愿意信你让我信的一切。
死亡是人类最伟大的老师，其教诲力量的不可辩驳性使任何人的狂妄自大都显得可怜，从而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那最高的存在者。战后联邦德国（西德）的重建是从修复人们的信仰开始的。信仰是内心的，但需要通过物质做中介，首先从废墟上修建教堂。当宏伟的教堂建立起来，人们看到尖顶上的十字架，泪水汇集成溪流流淌在德国的土地上：上帝，饶恕我们，我们错了——痛哭的德国人获得了信心，不是狂妄的、蔑视上帝的信心，而是从上帝信仰中获得的珍视生命的信心。
人类的行为都是思想支配的行为，相对而言，动物的行为大多出于本能，本能的恶由于动物没有意识到所以是非恶，但人类的行为，特别是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行为则是有意识的行为，当非理性以貌似理性的“科学真理”出现的时候，世界就出现了末日的征兆。为什么在人类自恃创造高度文明的时代却出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反人类行为呢？问题可能就出在文明本身之中——这是斯宾格勒思考的文明兴衰的起因。他的观点是，欧洲文明的危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几个世纪欧洲文明酝酿已久的历史性事件。罗兰·斯特龙伯格教授（Roland N.Stromberg）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现代西方思想史》的导论中第一句就引用伏尔泰的话：“了解前人是如何思想的，比了解他们如何做的更重要。”分析人类历史中何以发生如此重大的罪行，就必须分析人类的近代思想史。
（二）
在宇宙中人类是伟大的生物，也是渺小的生物。他们很伟大，因为他们的理性照亮了宇宙；他们很渺小，因为他们作为被造之物永远不能到达上帝。作为一种有死的生物类，人不会长久地在宇宙中存在，他们要么是某种更伟大生物来临的前奏，要么是凄凉的绝响，宇宙恐怕不是为我们地球人专门设计的——人类需要自信，更需要谦卑。把超人意志看作宇宙的主宰，或把人类作为实现某种命定规律的工具，二者都误解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把近代欧洲唯意志论和历史主义决定论两种哲学放到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背景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在表面的差别下掩盖着非理性的同一性——破坏主义，欧洲文明在近代产生祸害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主义思潮，表明欧洲文明存在严重的历史性缺陷。
在斯宾格勒的历史观看来，欧洲文明在世界文明历史上的悲剧段落如同季节的轮回一样，是不可逆转的。斯宾格勒的反省精神使他试图从一个远处的制高点观照人类的不同文化圈和文明史，通过诸文化圈的比较，他对欧洲数世纪以来文明的进程是悲观的，两种惊世骇俗的破坏主义来临在悲观主义哲学看来就不值得惊奇，而是具有宿命论的意义。比斯宾格勒更渊博的阿诺德·J·汤因比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写出了自己比较历史学的鸿篇巨制，而他对欧洲文明在主导精神上失败的预言与斯宾格勒不谋而合。欧洲文明的危机像一个即将出轨的列车，坐在车里的斯宾格勒、汤因比，乃至稍晚的诗人庞德、T·S·艾略特等人都感觉到巨大的颠簸所预示着的不幸。庞德把欧洲文明比作衰暮之年的妓女，而艾略特看到的则是种植着尸体、生长着死亡的荒原。在世界近代历史中，欧洲文明最强大，大战前的欧洲是全世界羡慕的奇迹，是日本、中国乃至印度的榜样。但历史的戏剧性如此突然，欧洲起源的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害。
尼采是哲学家中的诗人，他的敏感使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他身上，他的“疯话”显露的就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危机，而是欧洲文明的精神危机。尼采关于上帝死亡的寓言久久地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人们并没有反省一个暴躁的愤世者对文明的诅咒预报了时代危机的即将来临，而以崇尚尼采哲学傲人，以为不如此便体现不出新时代人格的阳刚之气和挣脱迂腐教条的叛逆性，自由的人应该敢于藐视天庭，睥睨上帝，颐指气使地像对待群畜一样对待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真理的表达必须如尼采哲学那样滔滔不绝、气势汹汹，甚至离经叛道、蛮不讲理。尼采崇尚希腊阿波罗（太阳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但他扭曲了二者，希腊人理性的热情被他扭曲为理性的狂热。狂热的理性既没有荷马竖琴中悲凉的沉雄，更缺乏泰勒斯追问世界本原的冷静；他既不理解摩西律法的普世性意义，也不懂得耶稣关于爱人如己为最大诫命的世界意义。
人类是宇宙中理性的动物（起码在地球上是最具理性的动物），正是在这种理性动物目光的观照下，宇宙历史才获得了秩序性的历史描述。什么是“理性主义”在理性主义看来不是一种标榜，而是自我反思的开始。与古代希腊半岛相呼应，近代德国是哲人的故乡，哲学的德国是近代欧洲理性精神的发源地——判断并不错，但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哲学的德国是近代欧洲动乱的策源地。那么“哲学”也就不是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当愤怒让诗和理性工具泛滥自己，愤怒的能量就容易使理性主义变态为它的否定形式。德国并不是弱肉强食的始作俑者，但他们一旦成为弱肉强食的受损者，他们就会把弱肉强食的逻辑推演到极致。我注意到辜鸿铭先生对德国人的评价：对不义的极端仇恨使他们对不义者采取极端的不义。一个人打了你右脸，耶稣说，你就把左脸让他打，尼采说，这是奴隶的道德。德国人认为尼采是对的，他们决心杀死那个打他们右脸的人——但这显然不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者不是无能的哭泣者，也不是暴虐的复仇者，他需要必要的忍耐，他还有对天法的信心，并能把信心转化为实现天法的力量。
欧洲为什么丧失了对天法的信心呢？英国的殖民主义如果是不公正的，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必要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有民族主义意义，尼采的哲学也就是合理的。问题是不道德的世界是否要用更不道德的世界代替。是否因为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中国的义和团就应该到伦敦和巴黎街头强奸妇女杀戮孩子﹖用罪恶代替罪恶显然并不就是善的世界。正义具有相对性，但正义还有绝对性，即使凡尔赛和约有不合理成分，这也并不能证明德国人的侵略、集中营、大屠杀的正义。问题是历史没有提供后悔的投票箱，历史的章节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历史理性只有在长的历史段落才能被人类后验地有所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