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感悟梅娘
作者：朱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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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盛夏，由于偶然的机缘，我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活跃于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的著名女作家梅娘两次谋面。一次是在梅娘的“窝居”，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上。
8月2日下午，我和同伴如约来到梅娘家中。八十五岁的梅娘除右腿稍有不便外，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还时常像年轻人一样玩玩电脑打打游戏，谈起话来思维敏捷思想锐利，性子仗义而倔强，全无老态龙钟之感。我不失时机地恭维她的好身板儿，想不到梅娘随口而出的竟是“小时候底子打得好”。 短短一句话，却是耐人寻味。
出身于东北富有之家的梅娘不是那种简朴或简单之辈。几十年的风雨坎坷使她的内心压抑了太多沉重的东西，有时难免“欲言又止”。不同人眼里反射出不同的梅娘。有人说她孤傲、倔强、不随和、不迁就人，用北京话说，是个很“吝”、很“个”的老人。也有人认为她是个了不起的老人，压不垮、吓不倒，才华横溢，性格坚强，眼光犀利。有人觉得她用钱吝啬，精于算计，一分一厘都不随便花出。也有人反说她大气、仗义，有着东北人的豪爽，为了朋友，从不计较得失。我想这些都说中了梅娘性格的某些侧面，老年梅娘因经历的太多，性格难免有几分复杂。与梅娘接触前后，尤其是与之接触后，融合他人回忆文章中提及的事情与一些表面现象，将自己看到的梅娘与字里行间的梅娘合二而一，我心中豁然有了一个与众不同、散发着浓郁的人间气息的可感可触可与之交往的梅娘。这是一个充满爱心、注重生活情趣、追求生命的饱满与升华，身居陋室心系家国、任侠向善又不耻于言利、思想深邃而直言健谈的老人。
梅娘是父亲的庶出女，但母亲并不是“过媒”的妾，而是父亲在外地的情人。有了梅娘后，父亲大胆地将她们母女二人从海参崴接到长春。不幸的是，趁父亲因公外出的机会，正房夫人——国民政府驻长春最高长官镇守使的女儿秘密赶走了梅娘的生母，又以亲生母亲的名义收留了她。幼小的梅娘感受不到慈母之爱，也从没看见过娘的笑脸。开朗、乐观、思想开放、心胸豁达的父亲，出于对海参崴姑娘的怀念、对妻子的不放心和对小梅娘的爱怜，在梅娘生母被赶走后，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小梅娘带在身边，父亲是连母爱一并给予了梅娘。1936年，十六岁的梅娘从吉林女子高中毕业时，父亲又病逝了。但那些使梅娘受挫的心灵得到安慰的父爱，让梅娘体验了爱的温馨与宽广，激发了梅娘心底无尽的女性之爱。其后，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梅娘又多次遭到家庭瓦解的打击，丈夫柳龙光遇难身亡，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夭亡，但痛失亲人的悲伤、岁月的黯淡艰辛都没能摧毁梅娘的爱心，梅娘母兼父职，她像父亲一样把无法找回的父爱融进母爱一并给了长女柳青。从谈话中，从梅娘写给亲友的书信中，我们看到无论与家人（包括女儿柳青、外孙女蓉蓉和雁子、洋女婿卢堡、义子李宗凌及侯健飞等）相处，还是朋友交往，梅娘总能让人感受到她那热情友善的心。女儿柳青事业有成，在大洋彼岸寻到了最后的归宿，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她总想接母亲到加拿大养老。而北美的海滩、骄阳、纯净的空气、便利的现代化生活设施确实是老年人的天堂，梅娘自己也说“空气中没有污染源，哮喘也就停了”，“我是海的女儿，在涛声中我便心情愉快，似乎生活的节奏都变得欢快起来”。可是，她不愿增加女儿的负担，每次都是去去就回。当然，这一则是故国情深故土难离，一则是语言关难过生活不便，但梅娘处处为女儿着想的心思更是昭然可见。梅娘时常叮嘱柳青“遇事细心些”，“不要跟卢堡发脾气”，好好照顾陪伴他，“珍惜这段情谊”。为了让远在他乡的亲人放心，梅娘每次写信总要附带说说自己的身体情况。两个外孙女蓉蓉和雁子也先后定居北美，在给她们的信中，除了生活与心情的沟通外，梅娘时常跟她们畅谈人生和爱情，既欣赏年轻一代的处事观念，也不忘告诉她们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引导、鼓励两个可爱的外孙女走向更健康多彩的人生之路。
梅娘处处以她阔达善感的心融化着一般家庭都可能会出现的代沟。梅娘很关心义子李宗凌，在李宗凌流落他乡情绪低沉之际，梅娘以自身的经历疏导他的苦怀，鼓励他要“有直面过去的勇气”，“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哪种生活”，并祝愿他“心想事成”。对义子侯健飞，梅娘亦是满怀慈母之爱，从生活到事业及家庭中的琐琐碎碎无不萦怀，记挂着给他们的儿子买旱冰鞋，关心着他们的房子，等等。对朋友，她也是尽力相助。提到同为北平沦陷区的女作家雷妍（1910～1952）时，梅娘说：“我现在正想方设法寻找她的两个女儿，想为她们做点什么。”梅娘虽然愿意助人，却也能体谅别人，她的一些善意的表示常常是不留痕迹的。比如对张泉，1998年正是张泉夫人病重之际，梅娘就将《梅娘小说散文集》（张泉编选）海外版权费的百分之六十给了张泉；日本作家、学者渡边澄子来北京看望梅娘时，带了点小礼物，梅娘也把其中的一盒羊羹转给了张泉的儿子张熹；1999年张熹妈妈去世后，在北美海边的梅娘就惦记着捡些贝壳带给他，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爱心。难友惠沛林是梅娘比较要好的朋友。在国外，梅娘一样关心着好友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跟她交流对付失眠的经验；难友佟颐贞病了，梅娘两次寄钱给她，以解燃眉之急。对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和来访的记者，梅娘也都是热情招待、有求必应。对过去的历史，虽然梅娘很不愿意再掀旧痛，但她还是细致耐心地回复了上海女作家丁言昭许多关于柳龙光及三四十年代沦陷区历史的有关问题。生活中的梅娘就是这样播撒着她的爱心，有一种“不图回报”的“观世音”情怀，这是一种真正博大的女性情怀。因了这份爱心和细心，梅娘一生结交了众多身份、年龄、国籍各不相同的朋友，友谊的星光为梅娘原本摇曳传奇的人生更添璀璨。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梅娘曾与张爱玲并称“南玲北梅”。十年后，相对张爱玲而言，她预言中的“更大的破坏”来了。作为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对左派的力量一直感到不安和恐怖。虽然她也曾做出适应新政权及读者口味的努力，但《十八春》的成功与《小艾》发表后读者反应的冷淡使张爱玲觉得读者口味和要求在变，她那套老故事加光明尾巴的写法越来越难适应时代的要求，能走的路更窄了。这种感觉使她最终下决心离开大陆，由香港而美国，一去不回，清冷而坚毅。与之相反，曾经身在台湾的梅娘却谢绝去日本执教的邀请，毅然回到了共产党执政的大陆。
然而，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梅娘被定为“汉奸文人”。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整肃”：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梅娘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遭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又因历史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文革”中再度遭受摧残。从1958年5月30日被开除公职，到1978年错案改正，二十年间，梅娘进过教养所，做过清洁工，当过保姆，做过绣活，甚至出过壮工。惠沛林对此感慨万端，她说：“在我们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作家梅娘深深地隐在历史的底片中，而农影厂的编辑孙嘉瑞，则在坎坷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1]谈到几十年的风雨得失，梅娘那句“向善途中没有悔字”令我钦敬不已，她说：“我丢弃的只是比较富余的物质，不是善。很可能这种物欲很难抑止。我以为：只要你感觉到物质给予你的并不完全是快乐的时候，你就会脱开它的羁绊。这个从孩提时代就不断形成的我的价值观，是我一生的基调。”“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正是梅娘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在起伏跌宕的生命历程中，梅娘庆幸她“良知未泯，没有做过一件损人利己之事”，“活得很坦荡”[2]。正如张泉所言，“作为东北富商的庶出女，梅娘还在幼年就体验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目睹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相”，“过早地感受到民族灾难带来的屈辱和痛苦”[3]，因此，自青少年时代起，梅娘就有了一种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