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斗室里的巨眼
作者：朱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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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提出学外国的问题，如果从甲午战败特别是戊戌维新算起，二十世纪足足谈了一百年。如果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算起，更要早了五六十年。这题目至今没有谈完，现在还有不少人在谈。资中筠新出的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在讨论这个题目。
资中筠说，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央王国’的梦幻在眼看着自己的国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中破灭。这一过程极端屈辱而痛苦：中国最早派驻欧洲的大臣不但发现了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而且发现欧洲人看中国如古代中国人视‘夷狄’”。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这一点，承认了这差距，于是，学外国或者说“西化”的问题就提出来了。“百年来我们仁人志士在谋救国之道的过程中都不得不以西方为参照系。”
“西化”的“西”，不必把它看作一个地理概念。“西化”可以认为是“现代化”的另一表述方式。说“现代化”，大约反对者不多，说“西化”，反对者就会多一些，对于“全盘西化”这一说法，反对者就更多了。据我所知，最早使用“全盘西化”这个提法的，是陈序经和胡适。胡适曾经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为了消除对这一提法的误解和反对，胡适写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表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指出：即使说“全盘西化”，也“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对于那些害怕“全盘西化”会要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胡适劝他们不必多虑：“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这是确实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就中国化了，化为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是通过毛泽东思想来认识、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一问题上，资中筠同样指出：“现在我们常常说怕全盘西化，其实想全盘都全盘不了，中国有这么深的传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绝对全盘化不了，问题在于你要学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几次现代化的过程中，晚清民初，从‘戊戌’诸君子到五四健将们，他们拿来的大多是精华。其原因是作为载体的这些人，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自己原来的文化修养就比较高，对于传统文化的优良的部分他们继承了，而对于应该扬弃的、束缚中国现代化的部分他们体会非常深刻。”
即以五四运动而论，资中筠指出，当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两样恰好就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有人说还应该加自由和个性解放，我认为民主的概念就包括自由在内，反正不管你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所有这几样东西确实是精华”。对于五四运动的这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作者作了这样的解释：
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贯穿于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
这两者，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发展到烂熟以后特别缺乏的部分”。在这本书里，作者对“西方文明的精华，或社会进步的要素”，作了这样的概括：
（1）科学和理性，导致怀疑和创新。
（2）人本主义，尊重人格的独立，使每个人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追求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3）自由与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发展为四大自由。罗斯福的“新四大自由”对我们特别有现实意义，因为他实际上是把旧的四大自由压缩为两项，又增添了“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前者略等于我们说的“生存权”，但是更进一步，发展出来一系列福利保障制度；后者是每个人的安全感，当时主要针对战争威胁，同时也针对人权的保障，对当时的美国黑人特别有意义。
（4）民主和法治，是保障以上三点的一整套制度，核心是对权力的制约，宪法高于一切，社会得以在“和而不同”中有序地发展。
（5）社会公益和志愿精神。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建立在每个公民的主人翁感和对社会的自发的责任感之上，也是制衡个人主义和过度商品化的重要因素。
这些，大约就是作者认为应该向外国借鉴和学习的内容吧。
那种从根本上反对学外国的抱残守阙的态度不去说它了。在能够接受西化或曰现代化这一口号的人们中间，却也有一个传统的偏向，就是太讲究实用这一方面。去今一百年以前，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在留学生中间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里描写这些人说：“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眼中只有钩爪锯牙，也就是资中筠书中说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规模和程度，是历史上空前的，出国留学的人数之多，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经济也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长。这些当然都很好。对于这些好事，作者表示了她的隐忧：增长与“发展”还不能完全等同，发展就要涉及全面的体制和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国内大多论著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作比较时，只着眼于经济、军事、人均生活指数等，却很少考虑各种“软件”，也就是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软实力”的因素，国民素质几乎不在考虑之列。但是二十一世纪国家之间的较量恰恰更多在于“软实力”。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只有物质层面，没有制度和精神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与政治、社会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其含义难以预测，充满变数，最令外界不放心。
像增强“软实力”、提高国民素质这些，都是极大的题目。在这样一本随笔集中，恐怕也只能指明一个方向，表示一下希望。书中有一篇《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的故事及其启示》，就让读者具体地看到“软实力”是什么意思。它告诉人们，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及至社会政治制度，使这一个有天分的农家孩子成了一个对人类大有贡献的大发明家。假如他遇上了农村户口不能随意迁入城市的户籍制度，一些学校不在农村招生的教育制度，谁会想到在这些农家子弟中也有大可造就的人才呢。
具体说来，美国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不少。在这本书里，作者着重讨论了舆论监督和公益基金会这两项。
关于舆论监督这个题目，作者说：“西方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的批判代表社会良心。刚才我说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腐化情况相当严重，之所以没有腐化下去，靠新闻的监督、揭发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后来，比如尼克松下台就是两个记者锲而不舍地追究真相，把他给搞下了台。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所能用的手段他都用了，又销毁证据，又说谎，以及逼别人替他说谎等等，他都干了，但他没办法扼杀新闻自由。而且那时的新闻工作者有一批人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这是一种力量。”美国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书中不止一次引用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名言：“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实行舆论监督，结果就是报纸上丑闻不断。人们习惯于把“丑闻”看作一个词，没想到作者把这两个字拆开来讲：“任何一个社会‘丑事’是免不了的，丑事越能‘闻’于世，这个社会就越健康，如果把丑事都捂起来，不见天日，任其发酵，则社会总有一天溃烂不治。”
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社会自我调节程度＝丑闻丑事×时间系数。作者解释说：“也就是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有助于解决和杜绝，社会就越有希望。当然时间系数很重要。前提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揭露。等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再曝光就是另一回事，只能起历史借鉴作用了。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称之为社会净化剂。”
我看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今后谁要写《新闻学教程》，应该把这个“资中筠公式”写进去。
这本书中另一个着重讨论的题目，就是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作用和经验。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我们都听得很熟了，但是对于它们的具体运作所起的作用等等，却所知不多。作者花大力气深入研究了这个专题，研究成果就是那本名著《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作者指出：“美国在贫富如此悬殊、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得以平衡发展而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规模巨大的社会公益事业，而现代基金会又是其中最科学、最有效、影响最大的。它是在敛财和散财之间起着稳定社会作用的很重要的杠杆。”
作者看到，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财富大量向私人手中集中的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势必不可能由政府全包。美国这种“散财有道”的经验，似乎也是一尊可供借鉴的“他山之石”，书中有好几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作者行文之际，充分考虑了两国之情的差异，自律甚严，例如在《扫清公益捐赠的法律障碍》一文中，声明：“本文着重要讨论的是私人性质的公益捐赠和公益组织。关于组织，只限于公益性质的，不涉及更广义的结社自由问题。”作者这样写，显然是为了消除她的建议被采纳的阻力。有关领导大约也确实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了吧。
这是一本内容很丰富的书，不是一篇短文能介绍得了的。这还是一本很风趣的书，好些篇，读来都令人忍不住要笑。重要的是，这是一本每个在关心和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人都应该一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