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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冯友兰说到罗荣渠
作者：罗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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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为解开一篇歌词署名之谜所作的考证，却由冯友兰联想到了罗荣渠，由此引发对于“失落自我”的思考，但话头还是从西南联大校歌说起。
《书屋》2005年第11期所载毛翰《漫话中国大学校歌》一文，提到了脍炙人口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调为《满江红》，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
联大校歌作词者署名应更正
上面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毛翰认定为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此说由来已久，当年联大在昆明时即已流行于校内。笔者的同胞大哥罗荣渠是当年联大史学系的学生，1946年联大复员时，暑假他回到成都家中小住，还常唱这首歌。那时他对我说的歌词作者就是罗庸。但是，近日笔者阅读《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时发现，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的附记中郑重申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不是罗庸而是他自己。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这是应当认真辨明的问题。
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为罗庸，有联大、北大、清华的某些校史记载为根据。在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一书中，关于联大校歌有如下记载：
（1938年）10月6日第89次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
（1939年）7月11日第112次常委会决议：（一）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本大学校歌（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2〕
这部纪事的前言说：“西南联大部分，参考了并部分采用了《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的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参考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部分资料。”〔3〕由此可见，联大校歌由罗庸作词一说似非一般的道听途说，本无可非议。
出人意外的是，1980年4月，清华校友举行西南联大校庆纪念会时，大家合唱校歌后，对此歌歌词作者为谁发生了争议。有人去问冯友兰，冯说是他作的。
冯在1981年写的《三松堂自序》的附记中对此进一步作了说明：
按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委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4〕
冯友兰站出来澄清这个问题自然非同小可，但他作为争议涉及的当事人，自己为自己作证不免令人生疑，仍然必须另有旁证才能翻案。他果然找到了旁证，那就是朱自清的长子朱乔森收藏的朱自清日记。朱自清是当时编制校歌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他的日记是原始记载，可信度远胜于后来所修的校史。其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如下三条：“1938年10月30日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1939年6月14日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1939年6月30日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5〕这三条日记具体记录了编制校歌曾经有过选择变化的曲折过程，就其内容而言，也比干巴巴的校史纪事更可信。
歌词为冯友兰作，还可以冯1946年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附碑铭为旁证。与联大校歌歌词对照，碑铭的立意遣词均极为近似，风格相同，显然出于同一手笔。现抄录如下，以供参考：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
为一体，如胶结， 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 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 纪嘉庆，告来哲。
对此冯友兰自谓：“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6〕
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素以文笔古雅著称。冯的弟子、留美著名史学家何炳棣称冯当年在校内因“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7〕。以冯的声望及地位，若联大校歌歌词非其所撰，很难设想他会无聊到如此程度，竟在晚年冒认别人的作品为自己手笔。
看来，联大、北大、清华校史的某些著作关于此事的记载是得修订一下了。
张冠李戴事出有因
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署名长期被张冠李戴并非偶然。究其原因，若为一时疏忽的失误，应不难及早更正，为何此歌在联大人皆以为罗庸作词，且在校内沿唱六七年之久，竟无人提出质疑？所有知情人包括冯友兰与罗庸均对此缄口沉默，岂不怪哉？
朱自清日记证明，1938年10月30日下午，校歌委员会已接受罗庸的歌词。既已开会决定，即非同儿戏，这个委员会自身不能出尔反尔随后又加以否定。罗庸本人也是委员之一，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更不会不顾罗庸的情面而冒与其争名的大不韪另拟一稿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否定罗庸歌词者必为更高一级的权威人士，即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另拟歌词的决定亦必出于常委会。
联大的常委会和师资队伍都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人员组成的，其中尤以清华、北大人员居多，各项工作的推动都有赖于三校人员，特别是有赖于清华、北大两校人员的团结合作。校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即纯出自清华、北大。1946年建立联大纪念碑，署名为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也照顾了清华、北大两校。罗庸属北大班底，编写校歌时是联大中文系教授。冯友兰属清华班底，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长。而为校歌谱曲的张清常1937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中文系，也属清华班底。仅从避免有单方面唱独角戏之嫌考虑，歌词也由清华的人署名已经不妥，何况罗庸为校歌拟好歌词的消息已先入为主在校内传开，常委会以冯作取而代之，对罗庸的名声及罗、冯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更不能不有所顾及。因此，常委会在安排变更歌词的过程中必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在作出最后决议并对外公布时，宣称歌词为校歌校训委员会拟定，而不说明谁是歌词歌曲的作者，应属情理中事。
1998年北大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中，记载联大校歌歌词全文时，就只说明此歌为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编制，不提歌词歌曲作者的姓名，似仍保留了当年公布时的原样。又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载，1939年7月7日（按：即常委会通过冯拟歌词前四天），《云南日报》为纪念“七七”两周年刊登了“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8〕。但冯友兰在1981年说明自己是歌词作者时并未以此为证，由此推知此报刊登歌词亦以校歌校训委员会集体署名，没有标明具体的作者姓名。若当时已署明冯友兰作词，则此后校内就不可能有罗庸作词之说流传了。
至于此后何时何人最先在校舍内传播此歌由罗庸作词并记入联大校史大事记已不可考。一种较大的可能是经联大常委会中的某人私下授意；另一种较小的可能是此人不明内情，只知五人校歌委员会采用罗庸稿，仅凭臆测即认定常委会通过的就是此稿，不料歪打正着，常委会遂将错就错，予以默认。
事过境迁，此事本应由罗庸出面澄清。但罗在联大复员后未回北大，而是随联大师范学院改组为昆明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担任该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并于1950年病故。冯友兰则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胸怀宽阔，长期不予计较，直到四十一年后才在被动问及时说明自己才是歌词的作者。他对此事张冠李戴的经过内情仍不愿多谈，只是说：“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9〕如此低调处理此事，正好反证了他其实原本洞悉内情，甚至本来就是他自己主动让出署名权的。